论道理曲尽人情,论人情曲尽道理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自称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明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十日出生于河南开封府宁陵县。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山西潞安府襄垣知县。因政绩卓著,万历四年(1576)调任大同县令。万历六年(1578)征授吏部文选司主事。之后历任山东济南道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左佥都御史等,累官至刑部右、左侍郎。万历二十五年(1597),称疾乞休,返回宁陵讲学,人称“沙随夫子”“吕夫子”。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初八日卒于家,年八十三。天启元年(1621),赠刑部尚书。

吕坤一生刚介峭直,留意正学,知识渊博,“所著述,多出新意”(《明史·吕坤传》)。现存有《去伪斋集》《呻吟语》《交泰韵》《实政录》《闺范》《四礼疑》《四礼翼》等,《呻吟语》是其代表作之一。

《呻吟语》始撰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共六卷,十七篇。前三卷为内篇,有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等八篇;后三卷为外篇,有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等九篇。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秋,郭子章为之撰序,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三月,吕坤自撰《呻吟语序》。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子部儒家类存目二·呻吟语”中提到的“万历壬辰刊本”。

吕坤在《呻吟语序》中说:“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司农大夫刘景泽认为“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吕坤的《呻吟语》对医病者、同病者、未病者都有好处,“子以一身示惩于天下,而所寿者众也”。 冯从吾认为“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正先生之所为善学孔子也”。《呻吟语》作为一部语录体著作,以笃实为本,不虚谈高远,言简意赅,务求规矩,是吕坤关于人生修养、持家处世、治学为官的感悟、思考,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呻吟语》六卷,其中卷一礼集,有《性命》《存心》《伦理》《谈道》四篇。吕坤认为“人之念头与气血同为消长”“德性以收敛沉着为第一,收敛沉着中又以精明平易为第一大”(《性命》),他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谈了对生死、形体、精神、人生等问題的认识。他提出“不动气,事事好”“宁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存心》)等等,实际上是强调处理事情要做到安详、谨慎,知敬畏。他还进一步指出为人处世一定要把握好度,即“君子之于事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谈道》)。在《伦理》篇,吕坤详细阐述了“仁者之家”和“义者之家”的区别,重点论述了“卑幼之道”“孝子事亲”和“齐家之道”的内涵;同时表达了人与世间万物“彼此无干涉”“各适其天”,即人应顺应自然,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

卷二乐集,有《修身》《问学》二篇。吕坤说“沉静是最美质”,一个人修身养性之基本条件就是能戒除焦躁,沉心以达宁静;他还著述了不少文字以表对人生中诸多过错的态度,“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一认则两过都无,一不认则两过都不免”(《修身》)。这就是说一个人有过要认过,还要改过。当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时,要虚心接受;若无“攻我过之者”,则要自我反省,不断点检和省察,努力做到“喜来时一点检,怒来时一点检,怠惰时一点检,放肆时一点检”(《修身》)。在《问学》篇中,吕坤谈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和观点。他主张学问贵在自得、创新,反对“摄着人家脚跟走”(《问学》),也不赞成“跟着数圣人走”,强调“各人走各人路”(《品藻》)。所谓自得,就是“字到不择笔处,文到不修句处,话到不检口处,事到不苦心处”,所以吕坤提出了“学以自得为宗”的治学思想。它还提出“心术、学术、政术”对一学者的重要性,即心术要诚,学术要正,政术要仁,而此“三术”中最以“心术”为要,即学者最忌讳“器度小”“小家子气”、自欺自利等。

卷三射集,有《应务》《养生》二篇。在《应务》篇中,吕坤提出了为人处事、应对局面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察言观色,度德量力’,此八字处事处人一时少不得底”,同时与人交际时“疑心最害事”,做事要重视“预”,从“实处着脚,稳处下手”,当然一旦事情出了意外,也不要过于苛责,因为“虽智者亦穷”,要勤修“预防”和“隐忍”之策。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应对局面的机动灵活性也会随之加强。他说:“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争’之味。”“五不争”就是“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应务》)。这是吕坤人生处事的经验之谈。吕坤还进一步谈了人际交往一定要遵循人的自然之情的问题。“得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失?”并强调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人与人相处,均“离此道不得”。在《养生》篇中,吕坤示以“养德养生”,虽然我们可看出“四物”“二陈”“四君子”等草药汤羹对于“养生”的功效,但更可看出吕坤开出的养生之道超出了这些物的境界,直达人的心境,“养德”、养心方是“无价之药”,方是真正地“养生”。

卷四御集,有《天地》《世运》《圣贤》《品藻》四篇。吕坤认为,从先天说来,“太极即理”,“有在天之先天,太极是也”(《天地》)。且先有理,后有气,“天下事,皆实理所为;未有无实理,而有事物者”(《天地》)。理的特点是“静”,“理出于静,归于静”,“静者,万理之橐龠,万化之枢纽也”(《天地》)。在《世运》篇中,吕坤明确指出君子与普通世俗人的区别。在吕坤看来,君子和普通世俗人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世人贱老,而圣王尊之;世人弃愚,而君子取之;世人耻贫,而高士清之;世人厌淡,而智者味之;世人恶冷,而幽人宝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沿之”。他认为,世间的物质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则无止境,以有限之物去满足无限之欲,必然会发生争斗。假如“人人知足,则天下有余”;假如每个人都无非分之心,做到“人人安分,则天下无事”。

卷五书集,有《治道》一篇。在《治道》篇中,吕坤论述了为官理政的一些准则和注意事项,可视为是他八年吏部任职的经验总结。他告诫道:“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爱民,是自爱其身者也。”他提出为政要保持公心,摒弃私心,否则就会产生不法行为。“若自朝堂以至闾里,只把持得公心定,便自天清地宁、政清讼息”。在礼与刑的问题上,吕坤认为礼仪与刑法是一种互为补充、相辅相佐的关系,治理国家缺一不可,如“礼行则刑措,刑行则礼衰”。同时,他又说:“五刑不如一耻,百战不如一礼,万劝不如一悔。”这是进一步强调了礼的重要性,强调了道德、礼仪、自律所具有的内在力量。

卷六数集,有《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四篇。吕坤在此论证了不少人生哲理和人世间的种种现象。他认为,人的一生会经历各种境遇,能正确应对,才是最为重要的。他说:“以患难时,心居安乐;以贫贱时,心居富贵;以屈局时,心居广大,则无往而不泰然。”“以渊谷视康庄,以疾病视强健,以不测视无事,则无往而不安稳。”通过这种辩证的论述,旨在使人们培养起应对各种困难艰险的能力。在如何对待人之过错上,吕坤认为:“攻人者有五分过恶,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余惧,而亦倾心引服,足以塞其辩口。”吕坤还提出了重实用、重事功的主张。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实用者,与吾身心关损益者也”。讲实用,就必然重事功,讲效果。所以他说:“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试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品藻》)这也是吕坤理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呻吟语》刊刻后,就得到了赵文炳、冯从吾等人的高度评价。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时任湖广监察御史赵文炳校刻《吕公实政录》,他在序其刊刻原由时就说:“吕先生天中大贤,得伊洛真传。所著《呻吟语》,发明六经孔孟之学,天德王道,渊源于中。居恒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念民物胞与,真可盟幽独而格鬼神者。比其在铨部也,操人伦之鉴,式序在位,至贵要矣。”冯从吾也说:“今观是《语》,论道理曲尽人情,论人情曲尽道理;论本体不离工夫,论工夫不离本体。不惟同志者读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学者读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兴起者矣。”之后,《呻吟语》得到了广泛传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熙三十五年(1696),颜元曾将吕坤所撰的《宗约》《小儿语》等汇编为《通俗劝世集》,他在序言中说:“余辛未南游过卞,得读其《呻吟语》,叹曰:近世大儒也。”尹会一在《吕语集粹·序》中也说:“吕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学,明体达用之书也,而《呻吟语》为最。余反复玩味,见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内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当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针,苦口之良剂。”申涵光则说:“吕新吾先生《呻吟语》不可不常看。”由此可见清代学者对吕坤及其《呻吟语》的肯定和推崇。

自明至今,《呻吟语》有多种版本流传于世。《呻吟语》万历壬辰刊本,有六卷,上三卷为内篇,下三卷为外篇。吕坤晚年又手自删补为《呻吟语摘》三卷,弥为简要。《明史·艺文志》载《呻吟语》凡四卷,此止二卷。根据卷末万历丙辰(万历四十四年,1616)吕知畏跋,这应是吕坤从四卷中手自删削的定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呻吟语摘》、同治光绪间修补印本《吕新吾先生全集》、道光七年(1827)栗毓美等编刻的《吕子遗书》本,以及欧阳灼点校的《呻吟语》(岳麓书社)、张民服等注释的《呻吟语》(中州古籍出版社)、温大勇译评的《呻吟语》(吉林文史出版社)、吴承学和李光摩校注的《呻吟语·菜根谈》(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流布较广,影响颇大。

吕坤为理学大儒,与沈鲤、郭正域并称为“天下三大贤”。综观《呻吟语》诸则之话语方式与语录来源,亦可窥见其理学形成之端。一部《呻吟语》字里行间显露出吕坤对上古尧舜时期圣人之政的追崇,对圣人孔子和至人老子之道的阐释与继承;先秦时期的《易》《书》《礼》《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诗》《庄子》,汉之《史记》、西晋《三国志》,以及“二程”、朱熹之说等,共同构成吕坤对世俗之病开出的药方。文中细述其对人生的种种思考,与我们为人处事、修身治学等息息相关,细致而具体,可以视为在六合世界行走了大半生的长者对后辈人不遗余力的谆谆教导,读之仿若人生路上多了一位智者的指引。同时,《呻吟语》的文字中浸润了吕坤对于人生各种充满哲理性的思考,如在《修身》开篇之处,他就提出了“六合是我底六合,那个是人?我是六合底我,那个是我?”这种充满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想法,我们还可寻得多处,如前文提及之人顺应自然之理,《应务》篇中“观一叶而知树之生死”句、《天地》篇中“静生动长,动消静息。息则生,生则长,长则消,消则息”句等,不得不说这也是对我们思想境界的另一种开导和启发,愈读愈深邃。

(作者单位: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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