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晚唐体与江湖诗风

作者:张磊 来源:原创

摘要:南宋诗坛自杨万里起,就形成江西体与晚唐体并存的局面,但到了叶适则又有进一步变化,他鄙视欧、梅以来独具面目的宋诗,而钟情于学习唐人的晚唐体,并推出“四灵”作为代表。

南宋诗坛自杨万里起,就形成江西体与晚唐体并存的局面,但到了叶适则又有进一步变化,他鄙视欧、梅以来独具面目的宋诗,而钟情于学习唐人的晚唐体,并推出“四灵”作为代表。他在《徐文渊墓志铭》里说:“初,唐诗久废,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工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诗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四灵”复兴的唐诗,实际上是晚唐体诗,一种模仿贾岛、姚合的苦吟诗风,因主清切,镌小景,刻画太甚而流于纤仄,亦有写得自然清新、圆美精巧的作品。

“永嘉四灵”指的是当时永嘉的四位诗人,即徐玑(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徐照(? -1211),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翁卷(? -?),字续古,又字灵舒;赵师秀(1170-1220),字紫芝,又字灵秀,又称灵芝,号天乐。由于四位诗人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故谓之“四灵”。他们都是永嘉人,诗风极为相近,而且都因叶适的鼓吹而闻名于世。他们作诗仿效晚唐体,破“资书以为诗”的宋诗陋习,以清新自然的作风矫正江西派的粗犷。如徐玑的《泊舟呈灵晖》:

泊舟风又起,系缆野桐林。月在楚天碧,春来湘水深。官贫思近阙,地远动愁心。所喜同舟者,清羸亦好吟。

赵师秀的《薛氏瓜庐》:

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吾生嫌已老,学圃未如君。

不堆砌逞博和争奇斗巧,只是以白描作诗,清新流丽,自有其独到之处。“四灵”诗歌常选择自然山水作为表现的对象,描绘目之所及的江南湖光山色,营造冲淡平和、轻灵清寒的境界。

南宋中叶以后,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大诗人外,一般诗人作诗多承江西体而失之粗率僻涩,于是“四灵”乃效晚唐体写萧散野逸之趣,追求一种平淡简远的韵调。他们的七绝数量不多,但写得新颖灵活,圆美自然,比五律更显得气韵浑成,实在是很有些诚斋体的风格意味,如:

小船停桨逐潮还,四五人家住一湾。贪看晓光侵月色,不知云气失前山。(徐照《舟上》)

无数山蝉噪夕阳,高峰影里坐阴凉。石边偶看清泉滴,风过微闻松叶香。(徐玑《夏日闲坐》)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

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赵师秀《数日》)

诗中多流露出自适闲放的超旷之情,加之所写景色带有一层清冷的寒意,从而构成萧散简远的审美意境。这种模山范水的白描之作在“四灵”诗中数量是比较多的,在流行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南宋诗坛上,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能于南宋“中兴四大家”之后独标一帜。但“四灵”以及江湖诗派作诗,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多数缺乏胸襟抱负,止于流连光景而已。

江湖诗派是继“永嘉四灵”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在南宋后期诗坛占主导地位。他们作诗学晚唐体,形成风靡一时的江湖诗风,但除了刘克庄、戴复古等人之外,真正有成就的诗人不多。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属福建)人。他出身于仕宦家庭,于宁宗嘉定二年(1209)荫补将仕郎,次年出任靖安县主簿,后来调真州录事参军,又改宣教郎,知建阳县,政绩颇著。嘉定十三年(1220),他因咏《落梅》诗获罪,闲废十年之久。理宗端平二年(1235),他被起用,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后被疏罢。淳祐六年(1246),理宗召对,他面奏三札,论朝政得失,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因奏史弥远有无父无君之罪事被劾罢。以后他又累起累伏,宦海沉浮,景定五年(1264)以目疾谢事,除焕章阁学士守本官致仕。

在众多的江湖派诗人里,刘克庄是少有的仕宦较为显达的人,他在诗歌方面是江湖诗派的宗师,于词的创作又被称为辛派词的后劲。与其他江湖诗人一样,他早年作诗从晚唐体入手,刻琢精丽,风格清轻简淡。如《早行》:

店妪明灯送,前村认未真。山头云似雪,陌上树如人。渐觉高星少,才分远烧新。何烦看堠子,来往暗知津。

纯用白描写早行所见,不用僻字和典故,尤注重中间两联的锻炼磨莹。但就在江湖诗风已差不多垄断了南宋后期诗坛的时候,他敏锐地发现了一味学习晚唐体、“四灵”所带来的弊病。为了拓宽诗境,他转而尚古体,尊韩诗,作诗努力向陆游靠拢,追求一种抑扬开阖、悲愤慷慨的风格,多针砭时弊之作。如《落梅》:

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讽刺当权者嫉贤妒能,陷害忠良。再如《戊辰即事》、《北人来二首》、《扬州作》等作,把对人民的同情与国家残破的悲愤结合起来,在诗歌内容情感上与陆游的作品更相似。

刘克庄六十岁之后的后期诗歌创作,更加有意识地追踪陆游、杨万里的大家气度,对一味专学“四灵”和晚唐体的江湖派诗人的小家数予以批评。其《病起十首》其九云:

变风而下世无诗,幼学西昆壮耻为。老去仅名小家数,向来曾识大宗师。百年不觉皤双鬓,一字谁能断数髭。诚叟放翁几曾死,著鞭万一诗肩随。

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品,如《又闻边报四首》、《杂记十首》、《书事十首》、《有感》等。由于屡被闲废和受疾病折磨,加之亲人离世,刘克庄晚年写的一些抒写个人情怀的诗歌,常于沉郁低回中含一种悲凉疏放的落寞情调,如《示同志》:

满身秋月满襟风,敢叹栖迟一壑中。除目解令丹灶坏,诏书能使草堂空。岂无高士招难出,曾有先贤隐不终。说与同袍二三子,下山未可太匆匆。

再如《久雨》:

春来能得几朝晴,病叟深藏似冻蝇。独夜山房唯烛影,暮年家乐只檐声。垫巾此老犹标致,裹饭何人访死生。村北村南泥滑滑,且宜高卧闭柴荆。

江湖派诗人的作品每给人以严整有余、奔放不足的感觉,刘克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想尝试着将江西和晚唐加以调和,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他作诗除向陆游、杨万里看齐外,还受到杜甫韩愈李贺及晚唐诗人的影响。由于多方面吸收唐诗的艺术营养,并熔铸了宋诗的时代内容,以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他能于“四灵”和晚唐体外自为新体,成为江湖诗派成就最大的诗人。

一般江湖诗人作诗多以“四灵”为榜样,高者工于炼字琢句,吐辞警隽,风格清圆轻灵;下者则窘于篇幅而浅于情意,千人一篇,千篇一律。所幸的是江湖派的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能不受“四灵”所划定的晚唐体束缚,他们所学唐代诗人的面要宽得多,同时又多少接受了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影响。

戴复古(1167—约1252),字式之,自号石屏,天台黄岩(今属浙江)人。他幼孤失学,长大后方发愤读书,但布衣终身,一生以诗行谒江湖。他居无定所,曾到过东吴、浙西、襄汉、北淮等地,踪迹很广,结交各阶层的诗友数百人,至老年仍为衣食奔走四方,以诗名于江湖间凡五十年,其生活状况在江湖诗人中是最具典型性的。他尝去三山从陆游学习而诗艺大进,能在盛唐和中晚唐名家中转益多师而自辟蹊径。他像“四灵”一样将精力放在五律上,但“四灵”的五律多咏景物,注重字句的锤炼和对偶声韵,他的五律则多写人情世事,采取白描手法而无斧凿痕。如《世事》:

世事真如梦,人生不肯闲。利名双转毂,今古一凭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吟边思小范,共把此诗看。

在感时伤世中有种时事艰难的迫切感和沉郁感,在极少用典的情况下,仍能深得杜诗沉郁顿挫的风神。他的诗不乏忧国忧民的内容,表现为对恢复中原的期待,对国家局势、民族危亡的忧虑,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但在忧时伤世中往往渗透着身世之感,更多的是个人生活感受的抒发。如《冬至》诗:“时光流转寻常事,世故惊心感慨多。”其《处世》诗云:“风波境界立身难,处世规模要放宽。万事尽从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他在《杜门自遣》中说:“世事茫茫心事灰,众人争处我惊回。闭门不管花开落,避俗唯通燕往来。富贵在天求不得,光阴转地老相催。平生任达陶元亮,千载神交共一杯。”直抒胸臆,追求自然平易,善于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来,直白而不流于枯涩。

方岳(1199-1262),字巨山,号秋崖,新安祁门(今属安徽)人。他是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授淮东安抚司干官,后历任工部郎官、知南康军、知饶州、知袁州、知抚州等职。在南宋后期,他的诗名差不多比得上刘克庄,尽管他并无漂泊江湖的经历,仍被视为江湖诗人。他作诗主清新,工于镂琢,常能制作出一些新巧的对偶,如“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别子才司令》);“宠辱易生分别想,是非政可鹘仑吞”(《次韵汪宰见寄》),把寻常典故成语巧加组织而成名句,流传比较广。

江湖诗派属于诗人众多的群体,其中真正有成就的诗人并不多,值得提及的还有周文璞、叶绍翁、高翥等。他们偶有佳作,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此诗写景清新秀丽,为后人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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