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其一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其二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
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
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
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
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
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是苏轼的两首题画诗，是苏轼用诗歌形式评论文艺作品的名篇。他在这两首题画诗中，关于“形似”的见解颇受后人注目。
第一首诗苏轼几乎全用议论，是他以“议论为诗”的一首代表作。宋朝的诗歌特点是喜在诗中说理，比如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但是如果不将哲理融于情景之中，读起来就令人觉得寡淡无味。苏轼的这两首诗，不但议论中肯独到，而且与情景描写配合有致，故能摇曳生姿。
苏轼在诗中认为，不管论诗论画，以“形似”为标准都是不对的。他认为，如果评价一幅画，单纯用“像”“不像”来作为评判标准，那么这种见识跟儿童差不多。
那么一首好诗、一幅好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苏轼认为是“天工”与“清新”。
何为“天工”？顾名思义就是天做的工，不像是人做的工，也就是和自然融为一体，雕琢得不着痕迹。古语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天工”是艺术领域里顶级的技术。
再说“清新”。我们常用“清新之气”来形容文章，如朱自清的散文《春》，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清新”之气，这种“气”像清晨的风，像晨曦的露水，没有一丝人工刻意去雕琢的痕迹。
古人评画常以“气”分，如书卷气、山林气、王者气、霸气、拙气、仙气、逸气、隐者气、富贵气、脂粉气、浊气、俗气等。那么“清新”也是一种“气”，是苏东坡所喜欢的“气”，一种高雅的“气”。王国维对诗词的评价，最讲究意境，这个意境其实也是一种“气”。
一幅画的最高审美标准就是，是否画出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境。一首诗、一阕词的评价标准也是这样。苏轼认为，一幅画最重要的不是外形上画得是否像，而是是否画出了气韵。如李后主在《望江南》中写道：“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这首词好就好在写出了南国清秋“清”“寒”的意境，“笛在明月楼”更衬托了“孤舟”的寂寥孤独。其实，词境所渲染的不仅是李煜对故国的深切怀念，还有他作为亡国之君处境的无尽凄凉。这种意境的完美表达，就是这阕词的成功之处。
苏轼还主张以瘦竹喻幽人，以幽花喻处女。竹向来被人们予以高洁的品性，所以以瘦竹喻幽人最是恰当不过的。梅、兰、松、菊、石，一般也被喻以孤傲、高洁的品质。以花喻女子的手法，古今皆有之，是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苏轼是文人画家，这位鄢陵王主簿应该也是文人画家，所以苏轼以物喻人的这种用意深远的表现手法，他一定是深表赞同的。
总的来说，苏轼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绘画画的是生命，一花一草一木一石皆有生命、皆有灵魂。如果能赋予所画物件生命，那么就是一幅好画。
现实中，苏轼的绘画作品“尚简、尚写”，即他的作品外在表现形式简单，但蕴含着丰富的意蕴和内涵。他画的树木没有叶，只有躯干和枝条；他画的石头，只有一块怪石。他将物象极端简化处理，而将关注点放在本质上，注重借绘画表达内心的感受，这正是文人画重“意”的表现。苏轼曾自题其画：“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这正是其画直抒胸臆的说明。苏轼书画的美学倾向，对元明清三代的绘画有着很大的影响。
苏轼的书画不仅对后世影响大，在当时苏轼的作品就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宋朝岳珂的《桯史》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有一天，黄庭坚请秦观等人欣赏当代大画家李公麟的《贤己图》。画的内容是六七个人围着盆子掷骰子，其中五枚已经停住，都是六点，只有一枚还在盆中旋转。画中有一个人趴在盆边，张口疾呼，其余的人都神情紧张地在一旁看着。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所有欣赏的人都赞不绝口。正巧苏轼走进来，他瞥了一眼说：“公麟怎么说起闽语了？”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愣住了，不明白什么意思。苏轼解释道：“四海之内说‘六’一般都闭口，只有闽语是张口。现在盆里的五枚骰子都是六，剩下的那个不知道是几，趴在盆边的那个人肯定在喊‘六’，他的嘴巴张得那么大，这是为什么呢？”李公麟是安徽人，没有去过福建，也不会说闽南话。据说他对苏轼的这番评论，心服口服。这件事说明，苏轼对艺术真实性的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深刻认识。
《春渚纪闻》中说了一则苏轼“画扇判案”的故事。
苏轼在杭州为官时，有一天有两个人一路打上公堂来了。原告是绸缎商，被告是制扇商。原因是，被告赊了原告价值两万贯钱的绸缎，到期了却没有还钱，于是绸缎商就将制扇商告到衙门了。苏轼问了制扇商不还钱的缘由，原来是制扇商父亲病故，办丧事有了不少债务，再加上当年杭州的夏天多雨，扇子都卖不出去，所以债上积债，他一时无力偿还。
听了原告和被告的陈述，苏轼觉得各有各的难处，如果按律判制扇商即刻还钱，那么他势必会家破人亡。如果不判制扇商还钱，那也有失公道。虽然说法不容情，但此事切实地关联着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苏轼想了想，他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苏轼让制扇商拿来二十把扇子，他在扇面上挥毫泼墨，点染竹石花木，题写诗文，并签署上自己的名字。不一会儿工夫，这二十把团扇变成了二十幅东坡字画。苏轼告诉被告，让他按每把扇子一千文的价钱拿到市场上卖，然后将卖得的钱还给绸缎商。
这个消息传得很快，一时间仰慕东坡字画的人纷纷前来抢购，二十把团扇顷刻间销售一空。制扇商还清了债务，绸缎商的利益也得到了保护。
苏轼“画扇判案”的故事在民间也广为流传，颇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个故事说明，苏轼断案公道不刻板，能寓情于理，切实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他不是为了办案而办案，也不是为了执行法律而执行法律，而是处处以人为本，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为准则。
一个人的才华为世所用，才会有价值，苏轼就是这样的人！他是老百姓眼中的好官，是老百姓心中的苏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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