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解脱：
艺术让人暂时忘记痛苦
王国维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曾中过秀才，但意不在科举。他回想小时候时曾说：“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爱，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金石、考据、绘画和书法等“课外书”激发了王国维求知的兴趣。“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青年时期的王国维接触到了西方文化，这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知识之门。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对王国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对王国维构建自己的文艺理论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无用之用”的形成，既有赖于他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来源于西方文化的启发。
形而上学的需要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使中国人猛然惊醒，开始向西方学习。最初引起人们普遍注意的，是与军事相关的自然科学技术。在洋务派的倡导下，清政府广设学堂、新建兵工厂、选派公费留学生，期望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下，“无与于当世之用”的文学而遭到冷遇。
最终，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认识到仅靠科技强国是行不通的，所以在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为了增强民族自信、提高革命热情，文学成了启蒙教化的革命武器，甚至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文学不再以审美为目的，而是具有极强的功利性。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学术氛围下，王国维仍不主张过分放大文艺的实用性，于是在1904年提出了“无用之用”的观点。在他看来，创作是非功利的，带有目的性的都不是真的艺术。
当然，无用并不等于没有用处，只是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不是直接见效于社会罢了，王国维所谓的“无用之用”，就是他大力提倡的“超出乎利用之范围”的审美功用，而哲学、美术、文学恰恰是诠释审美的最佳载体。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王国维认为，人之所以有功利心是因为人有欲望，而欲望正是人们痛苦的根源。若要解除痛苦、使人忘记利害，可以依靠美。“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也。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于是得所谓‘无欲之我’。无欲故空乏，无希望，无恐怖；其视外物也，不以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在人们面对事物时，关注的只是事物本身之美，而不去计较利害得失时，才能够体会到最纯粹的快乐。“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
在他看来，艺术的价值在于审美，是超功利和超利害的，更不是政治的宣传工具。哲学、文学等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是无用的，其价值是超出利用范围的。人不只是为了利用而生活，除了实用的欲望之外还有知识、感情等需求。“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
无用皆有用
关于有用与无用的命题，数千年前的老子与庄子亦发表过高论。老子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说，有无之间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依相存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相互转化。庄子则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庄子的无用之用是相对于社会与个人而言的，对社会无用的不一定对个人也无用，所谓无用和有用是要依具体情况而定的。
王国维将无用与有用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升华。
第一，他认为无用皆有用。当时人们所看重的“用”是看得见直接效益的事物之“用”，但很多事物的用处并非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被世人所忽视。王国维举例说：“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遍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
第二，无用与有用的区别在于，有些用处不能直接见效，是精神性而不是物质性的。我们不能因眼前能看到的利益，而忽视那些看不到的所谓无用的东西。因为“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现在没有用的，后世未必也没用，哪怕无用也只是暂时的，必定会有有用的一天。所以王国维感慨：“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
王国维“无用之用”的主张并非审美功利主义。“无用之用”强调的是审美而不是政治教化功用，审美功能不会很快产生效果，但最终仍是对社会有用的，但这和功利有所不同。承认文学的功用不等同于主张功利，文学功用也绝不是文学功利。王国维的“无用之用”不是以功利为目的的。在“无用之用”这个命题里有两个“用”，前一个是指世俗的政治、道德等教化作用，后一个是指对人心理和精神产生的建设作用。王国维的“无用之用”简而言之就是基于现实却又超越功利的审美功用。
在“以学问作手段而非目的”的年代，王国维将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融合西方的美学思想，博采中西之长，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功用观，为近代文论史、美学史献上了一块奇异而绚烂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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