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事业成功之本，在于领导人才的高素质

治国安邦，事业成功之本，在于领导人才的高素质

1．灭私循公，坚守直道

从古到今，对各类领导人才，有许多要求，但其中最主要的带根本性的，莫若于公。贞观元年，唐太宗与王珪等人谈论人们在发表各类意见时，往往顾及诸多情面，怕生祸端，明哲保身，而唐太宗要求众大臣应“灭私循公，坚守直道”（第24页）。他特别指出，有些人“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第24页）悔之莫及。领导者首要的是坚守一个公字，立身奉公，为政为公。所谓公者，就是公正、公平、公道，一切出以公心，不偏私，不畏势，实事求是，坚守直道，说话办事处处为公。只有坚持做到公，才能对国家、对事业克己尽忠。不公则不忠。唐太宗对历史上为公尽忠之士甚加赞美，有的还亲去祭奠。私为万恶之源，招祸毁身，已为历史定律。贞观二年唐太宗向诸大臣提出：“为政莫若至公。”（《资治通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一九四卷，贞观二年）并举诸葛亮处分廖立、李严的事，说明为政必须至公。廖、李受处分，被放逐南夷，当他们知道诸葛亮死了，却都悲痛哭泣，李严为此忧郁而死。如果诸葛亮为政处事待人不是极端的公正，能够如此吗？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领导者为人处世，必须坚守公道，这样才能树立正气，调动下属和员工的积极性。

御史大夫杜淹在一次会议上对自己提出的意见被封德彝批驳后，默然不作声，唐太宗问他为何不辩解：他说：“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资治通鉴》一九二卷，贞观元年）领导者们研究讨论问题，应当处处从公出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谁的意见正确，就应当“善则从之”。

2．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

唐太宗说：“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第1页）作为领导者或经营管理者，必须有良好的素质与涵养，必先正其身，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可以说，良好的品德是领导者与经营管理者的起码条件。因此，“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第244页）。国家之衰，事业之败，祸之所起，莫不由此。从古至今，人们往往多注意养身，重视吃、穿、住、用、玩，而多忽视养心养德，许多人的失足，无不从其思想道德滑坡开始。

怎样才能加强自我修养，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呢？唐太宗说：“人苦不能自见。”（第161页）魏徵死后，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第53页）就是说要研究历史经验，听取批评意见，并勇于实践。此外，加强学习，也是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之读书，欲广见闻以自益耳”（第341）。

3．从谏如流，兼听纳下。

唐太宗在接受批评、广泛听取意见等方面在封建帝王中是比较突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魏徵向唐太宗提出的。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何谓明君暗君？”魏徵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曰：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昔尧舜之世，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这就是说，领导者不耻下问，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魏徵接着说：“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雍敝，而下情必得上通也。”（第3页）现在也不乏偏听偏信的领导者，这种人只听恭维话与吹捧的话，不愿听批评意见，如此，为何不暗！魏徵强调“兼听纳下”，也就是要听同级的、下级的与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上下政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情况，就会大为减少。

兼听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搜集情报信息，深入调查研究，对提批评建议的人，要以礼相待。唐太宗说：“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第41页）贞观八年，唐太宗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天下无怨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第85页）“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第31页）或“只为不闻己过，或间而不能改也”（第57页）。贞观四年，唐太宗计划调动军队民工，大修洛阳乾元宫，大臣张玄素上书指出：刚刚结束战乱，国家财力困难，此举，有损国家财力人力，后果严重，要求唐太宗在勤俭节约方面“以身为先”“无为由余所笑”。唐太宗看后说：“我不思量，遂至于此。”（第92、93、96页）（注：由余本晋国人，后去西戎，秦穆公时，西戎派往秦国的使者。）

4．孜孜求士，务在择官

人才是事业成功之本，领导者除个人勤奋外，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善于选才用人。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微说：“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魏徵答曰：“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第170页）贞观三年，唐太宗对杜如晦说，现在用人“惟取其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以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第168页）。

唐太宗十分爱才，并亲自选拔人才，对于德才突出的人，破格提拔使用。贞观二年，唐太宗对王珪说：“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第26页）他善于从日常工作中发现考察人才，贞观五年，马周住在中郎将何之常家，一次唐太宗令群臣上书，对朝政提出得失意见，马周为何之常草拟了一份二十多项的奏文，唐太宗看后，认为很有水平，觉得奇怪，于是问何之常，答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唐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遣使催，乃谒见，与语甚悦。”太宗亲自与之交谈，发现马周确实是个人才，后累升迁职务。唐太宗说：“我与马周，暂时不见，便思之。”（第73页）唐太宗提出，对于人才“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已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第46～47页）房玄龄随唐太宗征战，每克一地，众人竞争珍玩，玄龄则访问收取人才，留于军中，推荐国家任用。（第46页）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者，必须抚试以临民。”“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举，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第171页）马周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不仅要重视高级干部的选拔教育，对于中基层干部，也要认真选举，因为政策的贯彻、百姓的安乐，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素质和水平，弄不好会出乱子。担任高级职务，必须经过基层实践锻炼。唐太宗也说：“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第167页）

5．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举

唐太宗君臣认识到“首创奢淫，危亡之渐”（第88页）“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第278页）。唐太宗身经战乱，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他说：“每一食，便思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第246页）他反对奢侈，提倡廉洁。侈淫贪腐，不仅败坏德行，而且损害国家利益，危害百姓，最后自己也身败名裂。唐太宗劝勉大臣们：“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若循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间，中心且不恒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第383页）他说那些贪污受贿的人是不懂得真正的爱财，是“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忘其身”（第381页）。一切贪污受贿侈淫，都是亡国败身之始，那些“见金银钱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赃贿既露，其身亦损，实为可笑。”（第380页）

不贪不侈，是领导者的必备素质。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贞观时期的一些大臣也较俭朴：中书令岑文本，住宅卑陋，有人劝他另建新宅，他说：我本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国家并无功劳，仅凭文字工作，官致中书令，这也是顶点了，高官厚禄，忧惧已经很多，还能再添置产业吗？（第387页）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境贫穷，住房无正厅，他死后，停柩在侧室，唐太宗听到后很感叹，命令给他增修正室，优厚办理丧事。（第386页）

6．勿以功高而自大，勿以太平渐久而骄逸

闻过即改，不矜不逸，这是很多领导者都不易做到的。在艰苦危难时期，人们能保持一股子干劲，不骄不躁，克己自律，谦虚谨慎，但是“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 “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第548页）故而不思上进，或蜕化变质。魏徵曾批评唐太宗：“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第549页）贞观元年，鄃县县令裴仁轨，私下使用守门人服役，唐太宗大怒，欲斩之，侍御史李乾祐批评说：“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轻罪而抵重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资治通鉴》一九二卷，贞观元年）唐太宗接受批评并提升了李乾祐的职务。贞观十一年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唐太宗之子）数出畋猎，危害百姓，御史柳范上奏弹劾，李恪被免职，唐太宗说李恪的老师权万纪教育失职，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罪万纪！唐太宗拂衣而入，久之，独引柳范说：你为何当面折辱我？柳答：陛下仁明，不敢不尽愚直，唐太宗听后说：你的批评很正确。（《资治通鉴》一九四卷，贞观十年）

唐太宗是个能闻过即改的封建帝王。贞观初年，唐太宗与王珪在宴席上交谈，时有美人侍宴在侧，唐太宗指美人对王珪说：此女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叛乱被杀后，收入宫中，庐江王不道，杀了美人的丈夫而强占美人为妻。王珪问唐太宗，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吗？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其妻的道理？你竟然问我这种做法对不对？王珪引用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故事，批评唐太宗的错误，唐太宗遂令美人还其亲族。（第90页）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提出了十条批评意见，尖锐地指出其缺点错误，唐太宗说：“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入屏障，朝夕瞻仰。”（第564页）召见官员交谈，皆赐坐说话，“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第23页）。

7．“十思”“九德”是领导者应有的涵养

修养也是领导者的重要素质，一般说来，人的生性大多都是喜欢安逸，一个人慎终如始，安而能惧，是很难做到的。《易经》说：“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家国可保。”领导者对此“不可以不深察也”（第453页）。

贞观十一年，魏徵向唐太宗进言，指出历史上的统治者，大多开始深切忧患，谨慎行事，但成功之后，逐渐德衰业败，人们对他“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第15页）。

为此，魏徵向唐太宗提出，考虑、处理问题要“十思”，即“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雍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以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第16页）这“十思”对于领导者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律己待人，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它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处世哲学和治国安邦的道理。

“九德”是《尚书》提出的对领导者应具备的九个方面的素质要求，即“宽而栗，柔而立，厚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个方面，大意就是宽宏大量而又谨慎，为人温和而又坚持原则，老实忠厚而又严肃庄重，富有才干而又办事认真，柔和驯服而又刚毅果断，为人耿直而又待人和气，志向远大而又注重小节，坚强不屈而又符合道义。以上“十思”“九德”可作为现代领导者自我修养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