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化·朱子闽学学术思想的源流·主要流派

八闽文化·朱子闽学学术思想的源流·主要流派

1200年，闽学学派的核心人物朱熹去世，其学术团体星散，闽学被诬为“伪学”而沉寂下来。但福建的闽学学者为闽学的确立和发展而做的努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弘扬师说，攻讦异端，羽翼朱门，不为权势和时论所左右。由于朱门弟子的活动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朱熹被赐谥号曰文。一年后又被追赠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经福建闽学学者刘爚(音月)的请求，宋宁宗批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立于学宫，作为法定教科书。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尊为太师，追封信国公。之后，闽学学者极力维护和宣扬朱熹及其学说地位，从而使闽学逐渐成为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其影响长达八百年之久。从南宋到元明清乃至民国，历代闽学学者有大量的著作问世，其中大部分是发挥朱子学思想的，或者与朱子学思想有关。由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朱子学思想，形成了不同的闽学流派。

(1) 正统派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人称勉斋先生。长乐人，后徙居闽县岭头(今属福州市郊区)。进士出身，是南宋朱熹门人、女婿。因得师真传，对朱子学领悟最深，故朱熹去世后，他理直气壮地维护朱子学说。从他一生最后二十年(1201—1221)的活动看，无论为官为民，理政讲学，都没有忘记存统卫道这一使命。

黄榦对闽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他阐发了理学家的道统说，认为道出于天，表现为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变化，圣人能传天之道，故有道统。他说：“此道之原出于天者然也。圣人……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黄勉斋先生文集》卷三《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他列出的道统传授次序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朱熹集儒家道统之大成。黄榦把“传承道统”看成是朱熹的最大成就。

黄榦晚年编撰《朱子行状》，详述朱熹一生的经历，并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问、道德。他把朱熹看作“万世宗师”，勇敢地肯定了朱熹思想的历史地位，将朱熹提到民族文化代表的高度。他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在当时，倘若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是不敢这样提出问题和评价朱熹思想体系的。因为这不仅是思想领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为一种曾被打成“伪学”的思想理论学说作辩护的政治问题。

在朱熹殁后的若干年中，闽学学者都尊黄榦为道统的继承人，使其居于闽学学派领袖地位达二十一年之久。黄榦最大的贡献是大胆地维护了朱熹的学说，努力使其取得时代的合法地位，为以后闽学的大发展做了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真德秀(1178—1235)字希元，号西山，浦城人。1199年登进士第。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朱熹，是朱熹的再传。在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程朱理学为伪学，许多理学家遭到迫害，如蔡元定流放道州而死。但真德秀不为时论所动，不怕牵连，而私淑朱熹。他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为程朱理学翻案，并竭力加以提倡，为程朱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有人认为真德秀是南宋末年最大的朱子学家。

南宋后期，封建王朝统治更为腐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中原失陷，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真德秀善于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阐释朱子闽学思想。他在传播闽学过程中，着重发挥心体说，强调“反身而诚”的求仁说，要求最高封建统治者“克制”贪欲以调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他历经十年撰成《大学衍义》一书，并呈送宋理宗，受到理宗嘉许。该书的大旨在于正君心。书中指出：“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同时认为臣对君，子对父，也不可盲目服从，如果君、父所为不合理义，那就“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真德秀对君修道，总是托天命以言之：“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天命维艰，不易保也。”又说：“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卷二十八)。对这一类的见解和言论，理宗很赞赏，并为之动容。因而，真德秀深得宋理宗的信任。

真德秀沿着朱子《四书集注》的思路所展开的一系列阐述，既祖述朱子又有所改铸。他把道心人心、天理人欲、未发已发、性惰动静，都以仁说来贯通，“合而言之则皆仁”(《大学衍义》卷十二)。而仁在心中，求仁只能求之于心。因此，要“反诸心而求之”，探求“一心之全德”(《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这就把目的和方法都转向主体。为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提倡仁学发挥朱熹的思想，真德秀使朱熹哲学逐渐向心学方向发展，令朱子的学说与当时的封建政治更接近，更贴近宋末的现实。为朱子学说的大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中认为，真德秀是“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

蔡清(1452—1508)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今泉州市)人，进士出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明代福建著名的正统派程朱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易经蒙引》《四书蒙引》《蔡虚斋文集》等。

蔡清的学说笃守程朱，继承朱熹的理学思想，但有所修正。他认为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理生气的说法是欠妥的，应该是理气合一，无有先后。他对太极的解释也不同于朱熹。他指出极字原意是屋极，故极字从木。太极为至内至大、尽精微、最中正之理;是理之“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这种对太极的解释新颖、独到，前人从未有此说。蔡清理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朴素辨证法思想，在他看来，不仅对立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且天下事物都是对立的。这个思想是异常深刻的。

李光地(1641—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安溪人，是朱熹老师李侗的后代。李光地是清康熙九年(1607)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其著作有《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尚书解义》《古乐经传》《榕村全书》等五百多卷。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大师，他学精且博，为官清勤、政绩显著。他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利用康熙皇帝的信任重振程朱理学。在李光地的影响下，康熙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朱子有功圣道，特升朱熹配享庙堂十哲之列，大大地提高了朱熹的地位。李光地发挥了朱熹关于“道统与治统为一，为学与治道合一”(《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的思想，并针对明末以来极端空疏腐败的学风，强调求实致用，认为对乐学、汉学应兼收并蓄，不可各拘一面。李光地还修正和发展了程朱理学。例如，他奉康熙之命撰写《周易折中》，修正了朱熹在《易》论上的错误。他认为，朱熹否认王弼调整《周易》经传次序的合理性而复古本经传是不对的。他遵从王弼所调整的《周易》经传，而不用朱熹的《周易本义》。总之，李光地重振程朱理学，促进其远播于朝鲜、日本、东南亚以至于欧美，其功不可没。

(2) 象数学派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建阳人，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和学生，朱熹的不少著作他参与了讨论和写作。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稿的，也就是说他参与了创建朱子学。

蔡元定的哲学思想兼有义理和象数，具有明显的道家倾向。在福建闽学学者中，他属于象数学派的理学家。二程重义理不重象数，邵雍重象数不重义理。朱熹集二程、邵雍学说之大成，既重义理，亦重象数。蔡元定遵循朱熹学术方向，重视研究象数学。

蔡元定通过阐述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发挥其道家倾向的象数学思想。《皇极经世书》是邵雍的代表作，该书共十二卷，其中一至六卷有五十篇和各种图象，皆《周易》六十四卦，用以说明世界的治乱。全书大旨均借易卦推衍，形成象数学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蔡元定对该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写成《皇极经世指要》三卷，推论邵雍《皇极经世》，以伏羲卦图列之于前，以注疏附之于后。宋末黄端节说：“西山先生始终以《易》疏其说，于是微显阐幽，其说大著。学者由蔡氏而知《经世》，由《经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引自明嘉兴徐必达编《邵子全书》卷二十四附录》)

《宋元学案》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载：“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邵雍)出焉;晦庵(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数，邵、蔡二子欲发诸子之所未发，而使理与数灿然于天地之间，其功亦不细矣。”蔡元定在《皇极经世指要》中强调“因数明理”，谓“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河图》《洛书》与危微精一之语并传。”

蔡沈(1167—1230)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未应科举亦未当官，而是全力维护、遵循导师朱熹学说，注意拓展闽学理论的新领域。蔡沈继承朱熹遗志，前后用了二十余年时间，苦心钻研，认真撰写，“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宋史》卷四三四)。1209年，他在朱熹原有一部分《书》说基础上续写成《尚书集传》六卷。此书后与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并列成为元、明、清三代学者必读的教科书，为闽学发展立了一大功劳。

但蔡的学说与朱学有所不同：朱熹以理而蔡沈以数为其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虽然蔡亦讲理，但他的理被限制在数的范围之内。蔡沈依据朱熹的“理”和蔡元定《皇极经世指要》以及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先天数学”来分析《尚书·洪范》，写成《洪范皇极》五卷。是书分内外篇，共八十一章，拟《易》六十四卦;论三篇，拟《易》之《系辞》《说卦》等传。书中阐述了八十一个范畴，论证了阴阳、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问题，建立起闽学象数学理论。

蔡沈的思想是朱熹学说的深化和变化。朱熹一向主张天即理，而蔡沈却说洪范九畴“原出于天”(《尚书集传》)。朱熹向来认为体用一源、理物一致，而蔡沈在《洪范皇极序》中却主张体用割裂、理物分开。蔡沈在理论上创新成就，是闽学学派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要环节，是闽学学派文化内涵加深和闽学学派真正保持活力的体现。

(3) 折衷派

陈旅(1288—1343)字众仲，号荔溪，元代莆田人，进士出身，精通儒家经术，又信佛。历官闽海儒学教授、国子监助教、江浙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陈旅是朱陆折衷派理学家虞集的高足。陈旅“至京师，虞伯生(集)见所为文，叹曰：‘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宋元子案·草庐子案陈先生旅》)。陈旅从虞集学，得其传。他在其著作《安雅棠集》中说：“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朱陆之教一也。”陈旅的学术折衷朱陆，是福建第一个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明代连江人。从小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读书一目十行，终身不忘。他既是理学家，亦是藏书家、音韵学家、考据学家，又懂得军事，曾跟从军事家俞大猷学习兵法。他有大量著作问世，所著《松轩解义》一卷，此书内容辨论义理，是陈第理学思想代表作。

陈第的理学特点是折衷程朱陆王的学说。陈第批评陆王心学，亦批评程朱理学。他批评心学家发展了孟子放心说的主观主义所提出的静坐说。指出若以静坐说指导行动，则有害无益。因为静坐者百无猷为，荒功废业，对社会不利，不能应对实际行事，不合孔子经世宗旨。陈第又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有简易之流弊，这就抓住了要害。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求理只能向心上去求;不必向外界事物去找，也不必读书，简单易行。王阳明之教造成不少学者不关心世事，不接触实际，变成空谈家，以至误国，为害甚大。

陈第在《书札烬存·答许抚台书》中，批评“程朱亦有空疏泥古之病”。针对程朱理学的毛病，陈第要求学者要通今、务实、达变、知治情，反对知古而不知今、空谈修养不务实事，反对拘守古法不知变通、淹贯古今不知政事。他说：“识时务者在俊杰，若不达世务，终难致用。……故博古者贯通今，明理者贵达数，知道者贵知情”(《松轩讲义·学周论》)。

陈第认为圣人之学是讲经世致用的，心性修养是为了建功立业，重在事业而不重在心。陈第是个有体有用的理学家。他讲的“体”是理，“用”是指之天下事业。他认为做学问在于掌握理，然后用理去指导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陈第能说到做到“兢业在心，所以兢业在事”，北抗满洲贵族，南御盗贼倭寇，还为治国安民献策。陈第的思想和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他比其他理学家高出一头。

黄道周(1585—1646)明代镇海卫(今漳浦县)人，字幼平，号又螭，尝居漳浦铜山孤岛石室读书，别号石斋，进士出身，官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朝廷以正直敢为著名。明朝灭亡后，黄道周在南渡的小朝廷中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率义军抗清，被捕不屈而死，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黄道周“学贯古今”(《明史·黄道周传》)著作甚丰，有《博物典汇》《三易洞玑》等四十余种，近二百卷。是明代的儒学大师，是个调和王学和朱学的理学家，精于《易》学，突破了理学家治《易》轻视自然之缺陷。但他的《易》学，继承了京房到邵雍的象数学，神秘色彩太重，以河洛之数自相乘除而得出《易》之图象，又以六十四卦上推天道，下验人事，历代治乱兴衰，了如指掌。当时门生甚多，而学者穷年未能通其说。黄氏殁后而传其易者，未之有闻。

究竟什么是宇宙的本原?理学家的回答是不一样的。陆九渊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而朱熹却把“理”看成世界的根本。黄道周既不同意陆九渊的看法，也不同意朱熹的说法，而却象胡宏那样以“性”作为世界的本原。但黄与胡不同，黄之“性”是至善的，而胡之“性”却无善恶。黄说：“至善说不得物，毕竟在人身中，然继天成性，包裹天下……自宇宙内外，有形有声，至声臭断处，都是此物(性)惯彻。如南北极，作定盘针，不由人安排得住，继之成之，诚之明之，择之执之，都是此物指明出来，则直曰性。……只此是万物同原。”(黄道周《榕坛问业》)在黄看来，至善的性，本质纯粹精明，才是宇宙中实有的存在;它存在于人和万物中，是“包裹天下”，贯彻“宇宙内外”、“经理世界”的万物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