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两汉至北朝的豪族与门阀士族政治

燕赵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两汉至北朝的豪族与门阀士族政治

在士族政治方面，中国古代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实行宗法制。秦汉时期宗法制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豪族。两汉时有官职与学术实际上相世袭的门生故吏家法，魏晋至唐前期则发展为门阀士族。豪族、门阀士族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制一脉相承，其地位和作用又有很大变化。宗法是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严明华夏与四夷之分的主导因素。而秦汉以后的豪族和门阀士族则是社会的中坚，与上层政治力量互相权衡和补充，有时相互合作，有时又相互冲突。宗法制从西周到春秋实行了六百年，豪族与门阀士族从战国到隋唐持续了一千一百年，对于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往在研究古代政治史和家族制度时，时常要把门阀士族看作是保守的和与中央集权相抗衡的势力，其实中央集权的作用也各有不同，有时它推动全国的社会发展，有时它也以压制地方的社会发展为代价。从全国的政治状况而言，所站的立场自然要尊君卑臣，支持中央集权，贬抑门阀士族。但是对于地区的文明发展而言，本地区的门阀士族代表本地区的利益，他们是地区文化的主体，是凸显出本地区在全国所据有的地位和作用的主要因素。他们的产生和存在就是本地区区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是地域文化发展到饱满程度的一种结果。

战国末燕太子丹与荆轲谋刺秦王之举，不是依赖国家的行政力量，而是召聚门客、家僮，实际上已具有后来地方豪族的性质。秦灭燕国以后，曾专门下令追捕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众人纷纷逃散，高渐离逃到巨鹿郡宋子县，变更姓名为人庸保。战国时各国的贵族和宗法性官吏，在秦统一以后自然都转变成了豪族。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十二万人于咸阳，其中也包括燕国的豪富，既有旧日的门客，也有王室贵臣。到楚汉之际，又有燕国旧贵人豪杰拥立上谷卒史韩广为燕王，在邯郸也有涿郡范阳县人蒯通以及原魏公子无忌的门客张耳和陈余的活动，拥立陈人武臣为赵王。当时起兵灭秦的，多是战国六国的残余势力，亦即所谓豪族。

西汉末东汉初，光武帝开国的“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也全是豪族出身。其中属于燕赵地区的有：寇恂，上谷郡昌平县人，世代为著姓，所率部将均为宗族昆弟。吴汉，本为南阳郡宛县人，后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赵间，所到之处即结交豪杰。耿弇，扶风茂陵人，本为巨鹿人，汉武帝时受诏迁居。刘植，巨鹿郡昌城县人，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跟随光武帝。耿纯，巨鹿郡宋子县人，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追随光武帝。除“云台二十八将”外，全国各郡还都有一些豪强大族，其中燕赵地区的有清河豪族赵纲、渔阳豪族阳球、涿郡豪族西高氏和东高氏等。阳球世代为大姓冠盖，能击剑，习弓马，好申韩之学，曾结少年杀数十人。后举孝廉，官至尚书侍郎，闲达政事，为朝野所推重。西高氏和东高氏均招致宾客，放为盗贼，郡吏以下畏避其势，莫敢抵忤，编出谣谚说：“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涿郡地处南北要道，行人张弓拔刃才敢行走。

秦汉豪族的特点，一是务在收族保宗，往往聚族而居;二是养客，门客多至数十百人;三是畜奴，家僮多至千人。豪族的生活富有、奢侈，作风豪纵，营建宫室，蓄养姬妾舞女，侈婚厚葬，为普通百姓所慨叹不及。豪族又往往藏亡纳死，干乱吏治，杀人行刺，勾结官吏，垄断农商。有些豪族与王侯联姻，开始注意到维护婚姻门第。有些豪族注重读书，生活勤俭，为人崇尚节义。豪族在财富上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与此相适应，在文化上也构成了一种积累，形成了一种豪族文化。豪族是在农耕文化的环境中自然产生的现象，他们在文化上是有意识、有自觉、有使命感和有代表性的。经济上财富的积累与生活的豪纵是他们的外部特征，文化上“心率旧典”和注重经史文章是他们的内在特征。

豪族中有所谓冠族、甲族、大姓、著姓之称。既有经济实力又有学术声誉，并且附带有私族武装的称为冠族、大姓，其中道德礼法足堪称道的就被称为名士。从政治方面看，豪族大姓虽然免不了要侵陵兼并，“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但总起来看，它是和官僚体制相适应的，二者互相协调补充。官僚体制同样有着所在贪残的一面，而豪强大族同样也有维护地方安定的一面。在汉代，刺史、郡守、县令是由中央任命的，但他们的僚属却照例由当地人士充当，豪族往往优先聘用，成为州郡大吏。同时，豪族还可以通过察举孝廉、茂才和辟举，出任其他州郡的长官，并由此世代保持着官位。所以从个人身分方面，官僚与豪族很难截然分开，二者的区别仅仅是官僚的权力是由中央委任的，而豪族的权力是在地方社会中自然产生出来的。

豪族的社会关系中又有所谓故吏、弟子、门生。从前历任官职所属的官吏称为故吏，僮仆称为门生。汉代豪族、公卿都是亲自传授经学，对儒经作出独到的训解，称为“家法”，聚徒常至数百人。其亲聆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后来从未受业而仅仅依附名势的人也冒称门生，实际就是僮仆。故吏、弟子、门生构成了家族重要的外围组织。汉代的地方豪族如汝南的袁氏世代出任三公，号称“门生故吏满天下”。

到东汉时期豪族的发展已经很成熟，形式和特点都已固定下来，在政治上也有更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中央王朝的社会寄托。在东汉后期的清议、党锢，以至汉末割据的过程中，几乎全部都是家族在起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东汉末年的豪族割据中，燕赵区域的冀州占有重要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东汉冀州刺史部统领魏郡、巨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间、清河、赵国、勃海共九个郡国。

首先是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军被灭以后，安定郡朝那县人皇甫嵩以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当时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就有汉阳人阎忠向皇甫嵩进谋，劝他征冀州之士，动七州之众，蹈流漳河，饮马孟津，兴兵诛阉官之罪，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皇甫嵩认为这是非常之谋，没有采纳。二是在中平五年，太尉陈蕃的儿子陈逸以及南阳豪族许攸、沛国豪族周俊和术士襄楷，说动冀州刺史王芬，准备在汉灵帝到冀州河间王宅重游时发动兵变，废掉汉灵帝。由于汉灵帝停止重游计划，兵变没有进行。三是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汝南豪族袁绍任勃海太守，据以起兵。冀州牧韩馥等各州郡刺史、太守一时俱起，共同讨伐董卓，遥推袁绍为盟主。当时豪杰多附袁绍，韩馥不得已让位，袁绍出任冀州牧，其后又以大将军兼领冀、青、幽、并四州，雄据一时，直到建安七年(202)官渡之战为曹操战败，发病而死，前后据冀州十二年之久。四是沛国谯人曹操继袁绍之后进入冀、青、幽、并四州。到建安十二年，曹操又出兵卢龙塞，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建安十八年，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国公，都邺，以丞相兼领冀州牧如故。冀州成为曹操经略天下的腹心之地。

此外，在豪族割据之前，黄巾军活动的中心也是冀州。太平道虽遍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而其首领张角则是巨鹿人。黄巾军初起兵时，是由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徒众前往邺城集结，黄巾军的最后一战又是由张梁率领巨鹿黄巾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与皇甫嵩决战。除黄巾军之外，当时保据山谷的农民军也以博陵张牛角和常山褚飞燕所率领的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众至百万。

汉代官制规定，地方官不得在本籍任职。据此，出身河北的人势必要到外籍做官，而前来河北任职的也必然都是外籍人，想要统计一批纯粹在河北出生、长大，又在河北留有政绩的人物资料是不可能的。皇甫嵩、韩馥、袁绍、曹操等人虽都不是河北人，然而长期在河北任职，所以实际上可以视同河北人。如袁绍在河北十二年，被封为邺侯，曹操被封为魏公，定都邺城，更已是河北人。皇甫嵩在冀州时，当地百姓歌颂他说：“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汉书》说袁绍在河北“为人政宽，百姓德之”，袁绍死时“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感丧亲”，说明当时的河北人士也已接受和拥戴他们。

在各州郡刺史、太守周围还聚集着许多名士，他们出谋献策，领兵督军，起草文告，由此形成一个个割据争霸的政治集团。在韩馥做冀州牧时，曾派人到颍川迎接诸名士，辛评、郭图、淳于琼、荀或和荀谌兄弟等人都到了冀州。不过这些人到达冀州时，韩馥已经让位给了袁绍，于是这些人就转投在袁绍门下。袁绍门下的其他名士还有门客逢纪、巨鹿郡广平县人沮授、南阳郡人许攸，以及不被韩馥赏识的本地人魏郡的审配和巨鹿的田丰。审配是冀州势力最大的强宗大姓，史称其“族大兵强”，又说他“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后来审配被曹操生擒，曹操意欲活之，审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这些人都很得袁绍的器重，袁绍以沮授为别驾，后又升为奋武将军，使之监护诸将。以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又以审配、逢纪统军事，以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官渡之战前后，淳于琼、沮授、田丰、逢纪、审配、郭图先后被杀，而许攸、荀或则投奔了曹操。

荀或投奔曹操以后，更为曹操引荐了一大批名士为辅佐，其中如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郭嘉、杜畿等，都名振一时，官至卿相的有十余人。他所引荐的人大部分是来自颍川的豪族，而随同其主人活动在冀州。河北人士则有平原人华歆，后来成为魏晋著名士族。冀、青、幽、并四州平定以后，曹操又听从郭嘉的建议，录用四州名士为官，受到任用的河北豪族有清河人崔琰，任冀州别驾。后来崔琰又引荐了涿郡人卢毓，任冀州主簿。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由州郡长官和辅佐的名士构成的不仅是政治集团，而且也是引导当时的人物品评和风俗习尚的文化集团。如荀或提出的“取士不以一揆”和曹操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都是在文化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秦汉的豪族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门阀士族的渊源。从秦汉到隋唐，各种类型的家族一批批代换，但是豪族、士族这种宗法性的社会组织始终都不废弃。只是它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其极盛时期是在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组织发展到极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更加充实和强大。尤其是在北朝，战争、流民和胡族统治构成了北方文化中消极的一面，而门阀士族则构成了北方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可以说，没有北方的门阀士族，也就没有了北方的文化。人是文化中的主体，北方文化中的主体就是门阀士族中的名士，当时称作“衣冠人物”的人。唐太宗说河北世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称士大夫”。“士大夫”一语在春秋时为世卿世禄，汉代以来也都说指居官在位的人，而北朝的门阀士族居然可以在世代不做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其“士大夫”的姿态，而且在地方政治、文化上影响巨大，一呼百应，这就不能不令人叹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的门阀士族有涿郡和清河的崔氏、范阳的卢氏、赵郡李氏、范阳祖氏、燕国刘氏、上谷寇氏、上谷侯氏等等。涿郡安平的崔氏自东汉时已有著名的经学家崔骃、书法家崔瑗和政论家崔寔。清河东武城的崔氏北魏时有崔宏、崔浩。崔宏在道武帝拓跋珪时任黄门侍郎、吏部尚书，封白马公，执掌机密，草创典制。崔浩在明元帝和太武帝时官至司徒，参与军国重事，举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族数十人，均起家为郡守。范阳卢氏自东汉时已有著名经学家卢植，汉灵帝时官至北中郎将。魏晋时有卢毓、卢钦、卢谌。卢毓在三国魏时任安平、广平太守，入升侍中、仆射、司空，为魏定设律令，有学行。卢钦在西晋时任阳平太守、淮北都督、伏波将军，笃志经史，为著名儒师。卢谌为东晋、后赵文学家，博通经史，精于书法，以才高行洁著称。西魏时有卢辩，为西魏、北周改定官制，官至大将军。赵郡平棘李氏北魏时有李安世，孝文帝时倡行均田制。范阳遒县祖氏以祖逖最为著名，西晋末率亲族数百家南迁，东晋元帝时任豫州刺史，率部渡江北伐，中流击楫，誓收复中原，卒于军中。北齐时有祖珽，有文才，官至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封燕郡公，势倾朝野。此外影响较大的士族人物还有刘邵，广平邯郸人，三国魏时任散骑常侍、陈留太守，著《都官考课法》《人物志》等。张华，范阳方城人，西晋时任中书令、散骑常侍、司空。霍原，燕国广阳人，西晋时官至司徒，辞官后归山教授门徒，闻名于北方。刁协，渤海饶安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为东晋草创典制。刘琨，中山魏昌人，东晋时任并州刺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坚守北方十二年之久。张宾，赵郡中丘人，后赵时任右长史，号称“右侯”，为石勒谋主，创设朝政典制，总揽朝政。博涉经史，为人阔达有大节。高允，渤海蓨人，北魏时官至中书令，博通经史及天文术数，与崔浩共撰《国记》及定制朝典。邢邵，河间鄚人，东魏、北齐时任中书监、国子祭酒，博学善文。魏收，巨鹿下曲阳人，东魏、北齐时任中书令、著作郎，博通文史，著《魏书》一百三十卷。

历来多以为东晋南北朝二百六十年间南北割据，杀伐不断，尤其是北方在五胡的异族统治之下，社会凋残衰退，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必定无足可取，其实不然。北朝政权在全国的政治与军事方面是居于主动的，在经济上有均田制的实施和以《四民月令》为典型的豪族庄园制度，在文化上推崇经史、道德，在许多方面其实都为南朝所不及。《隋书·地理志》说“涿郡自前代以来多文雅之士”，《宋史·地理志》说河北“其人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尚义，为强枝”，宋代范镇说幽燕“风俗朴茂，蹈礼义而服声名”，是言之有据的。

门阀士族在北朝政治上的作用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门阀士族的政治活动是以其文化活动为基础的。在文化活动中，南朝的门阀士族讲究文辞，而北朝的门阀士族则崇尚经史，更趋朴实、厚重和实用。北朝的门阀士族通过有效的政治活动，削弱了北方长期异族统治的消极一面，既保持了汉民族的农耕传统，也保持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门阀士族既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政治经济组织，也是一种延续不断的道德和文化组织。道德风范和经史家法是门阀士族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它得以存在的主要依据，否则它就势必不能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及郡县地方政权相抗衡。可以说没有经学，也就没有士族;没有文化，也就没有士族。经学是因，官职是果;文化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第二位的。有累世经学，才有累世高门，才有累世高官。累世没有官职仍然可以是士大夫，中断了经学家法才真正是灭顶之灾。现代史学家陈寅恪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即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比较而言，在这一点上，北朝的士族比南朝更具典型。因为南朝士族崇尚文学、玄学，文辞轻绮艳丽，浪漫有余，致用不足。而北朝士族所读的书首先是儒经，其次是史书，再次是兵书，最后才是诗文，与南朝学风迥然不同。在北朝士族的影响下，甚至各胡族首领也多能通晓汉籍，注重读史书兵书。如匈奴人刘渊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刘聪通晓《孙吴兵法》，刘曜尤好兵书，羯族人石勒命刘征、任播教以兵书，又常令儒生读史书给他听，这种情况就弥足注意了。经书和史书是两种不同的分类，经书意为最重要的书，其中《诗》是文辞，《礼》是交接，《书》是政事，《易》是通变，《春秋》是记史，合称“五经”。《春秋左氏传》既是经书，又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尤其有价值。经书和史书如果不考虑其繁缛的注疏与空洞的微言大义，都是实用性很强的书籍，所言不外王侯将相攻取守成之事。所以经史之文尚质平，而诗词文赋则贵在曲折动情。北朝士族多主经学，注重史书兵书，文辞平淡质朴，这是由于他们更注重实际的缘故。对于北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巨大建树，以及他们注重经史的朴实文风，古今多有论述。《魏书·文学传序》说南北方“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河朔就是河北。清代赵翼《廿二史劄记》说：“六朝文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各专门名家。虽经刘、石诸胡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由此而言，燕赵区域在政治上达到自觉与饱满的时期就是北朝，其政治中坚就是北方自秦汉豪族发展而来的门阀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