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古史传说时代的山西文化·晋南地区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文化政治中心

三晋文化·古史传说时代的山西文化·晋南地区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文化政治中心

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主要是指夏王朝以前的历史时代;我们这里谈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将主要从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谈起，进而谈唐尧、虞舜和夏禹，再进而谈商族始祖殷契和周族始族周弃(后稷)，他们是开创和推进华夏文明的最著名领袖，是历来最受人们崇敬和称颂的华夏民族的伟大先祖。

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这是说炎黄二帝为少典国君之子，本系同胞兄弟。《史记·五帝本纪》写道：“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姓。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按这个说法，华夏族的先祖，自黄帝以至周弃，原本是一个大的氏族系列延续下来，他们之间存在着血统传承关系。《史记》还曾记述了这种传承关系的发展序列(谱系)，尽管其中不乏虚构成份，却至少能够反映出华夏族先民及其领袖人物的一种历史联系。

最重要的是，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文化政治中心是在山西晋南地区，也就是说，古称河东的晋南地区，曾经是华夏族先民领袖人物的主要活动基地。拿苏秉琦教授的话说：“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这意思是说，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山西晋南曾经是作为“帝王所都”的地方，因而是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也就是说，华夏族先民的领袖人物是以晋南为基地，开创并推进了华夏文明，从而使这里成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文化政治中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秉琦教授把晋南这块地方称作是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总根系的“直根”。下面，我们沿着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轨迹，分别谈谈华夏族先民领袖人物在晋南地区的活动概况。

(1) 黄帝败炎帝、杀蚩尤的古战场在晋南地区

炎帝和黄帝属于华夏族集团两大支系的部落首领，生活于距今五千年左右。他们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开创者，与他们同时并存的还有东夷族集团的首领蚩尤。根据古史传说，当时曾发生过黄帝大败炎帝和擒杀蚩尤的大规模争夺战，这也是炎黄时代最重大的活动之一。先是，黄帝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接着，黄帝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可见，坂泉之野和涿鹿之野是当时的主战场。那末，这个坂泉和涿鹿究竟在何处?自古以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觉得，还是解释为就在晋南地区河东盐池附近的解镇(今运城市解州镇)一带比较贴近史实。主要根据是：一方面，这有大量的古史传说可作印证。解镇原是解州治所，古称“解梁”，即三国名将关羽出生地。据《解县志》记载，原解梁亦称“涿鹿”。如唐代诗人王翰咏解州的《盐池晓望》诗写道：“涿鹿城头分曙光，素池无练回无尘。”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也说：“轩辕氏诛蚩尤于涿鹿之野，血入池化卤，使万世之人食焉。今池南有蚩尤城，相传是其葬处。”又说：“解州盐泽方一百二十里。……卤色正赤，在坂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这些传说，不但把黄帝擒杀蚩尤的涿鹿直接同解州盐池联在一起，而且还说盐池卤水所以呈红色，是因为蚩尤被杀后其血入池化卤所致。同时，《梦溪笔谈》还提到了“坂泉”和“蚩尤城”。蚩尤城在盐池东南约二华里的中条山脚下，又名“蚩尤村”，现名“从善村”，有“改恶从善”之义，村里有蚩尤冢。因蚩尤村距离舜的都城蒲坂不远，故宋代罗泌的《路史·蚩尤传》称蚩尤为“坂泉氏”，这也可见，坂泉之野和涿鹿之野应是同一地理范围内两个毗邻相接的地方，就在河东盐池附近的解镇一带。另一方面，根据有关的古代地理或历史文献的记载，炎、黄、蚩尤之间的争战地是在“冀州”，或者叫“中冀”。如《山海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尤攻之冀州之野。”《逸周书》说：“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孔子三朝记》也说：“黄帝杀之(蚩尤)于中冀，蚩尤股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池也。因其尸解，故名其地为解(jiě)。”这里不但把黄帝擒杀蚩尤的冀州或中冀直接同解镇的盐池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说明了“解”作为地名的由来，就是黄帝“尸解”蚩尤的意思。罗泌的《路史》也有同样的说法。那末，冀州或者中冀又在哪里? 古文献中最早记载我国古代地理区划的名著是《禹贡》，冀州便是《禹贡》所载大禹治水划分天下为九州的第一州。夏王朝建立后，各州向中央王朝的贡赋各随本州河道运来，最后都“入于海”而抵达冀州，冀州便成了九州的首脑州，也就是京师所在之州。关于冀州的方位，《尔雅·释地》概括为：“两河间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则说：“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孔颖达的《禹贡正义》又说：“明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这里说的“河”是指黄河，“两河”是指东河、西河，此外还有南河。这是因为，黄河之水自晋、陕、豫交界处以下环曲流向不同，才有了不同的称谓。三河之间的这片土地就是冀州，其中心地带是在晋南，晋南在西周至春秋时代属于晋国疆域，所以说“冀州，晋也”。由于冀州是九州的首脑州，其中心又在晋南，晋南是古代帝王所都之地，在当时被称作中国，所以人们又称冀州为中冀。正如罗泌《路史》所说：“中国总谓之冀州。”顾炎武的《日知录》也说：“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这些记载，进一步证明了炎、黄、蚩尤当年争战的主战场是在晋南地区。

再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分析炎、黄、蚩尤三大部落集团的地域分布以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起因来说明问题。中华民族的远祖，主要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民族集团，此外还有号称“西戎”、“北狄”的戎狄民族集团。炎、黄是华夏集团两大氏族的首领，蚩尤是东夷集团的首领。据说，炎、黄氏族都发祥于今陕西境内。炎帝生长于渭河流域的姜水，故姓姜;黄帝是在泾河流域的姬水长大，故为姬姓(参见《国语·晋语四》)。后来，炎、黄氏族由陕西渡河东迁，黄帝氏族沿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一带定居下来，以山西晋南为根据地扩展自己的势力;炎帝氏族则沿着黄河南岸向东偏南迁徙，在河南、山东交界处一带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是在山东、河南东南部和安徽中部一带。三大部落集团的这种地域分布表明，黄帝占据的晋南地区显然具有优势。这里不但农业发达，盛产谷物，更重要的还是对人类生命有特殊意义的食盐产地。在当时万国并存、众多部落王国激烈纷争的形势下，谁控制了谷物和食盐这两大自然资源，也就掌握了征服其他部落、统治天下万国、登上中央大帝宝座的主动权。可以说，这正是炎、黄、蚩尤三大部落集团发生战争的根本起因，也就是说，他们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争夺晋南地区这块战略要地。正象从事盐文化研究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实质上是为了争夺解池食盐。占据盐池，就掌握了对其他部落的控制权。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黄帝又曾与炎帝大战于涿鹿的坂泉，也是为了争夺盐池。”(陈然、曾凡英《盐，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当黄帝大败炎帝、擒杀蚩尤、牢固地控制了晋南地区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正式登上了中央大帝的宝座。接着，他又把都城由晋南的涿鹿(解镇)迁往河南新郑一带的有熊。再接着，他又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征服了四方诸侯，平定了天下，成为当时“监于万国”(同上书)的最高统治者和领袖，由此开创了伟大的华夏文明，被后世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2) 尧舜禹的都城同在晋南地区

尧舜禹是继炎黄之后，进一步推进华夏文明的伟大领袖人物，他们的活动中心同样是在晋南地区。

一方面，历史文献有明确记载。如《左传·哀公六年》说：“惟彼陶唐，帅被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孔颖达疏：“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太平御览》也说：“按经传曰，夏与尧、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这些记载，向我们说明了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明确肯定了尧舜禹时代的文化政治中心“俱在冀州”，也就是晋南地区。所谓“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正说明晋南是古代帝王所都之地。为什么说“有此冀方”呢?按照孔颖达的解释：“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意思是说，冀州作为帝王所都之地，可以统领天下四方，故尔又有“冀方”的称谓，正如同冀州又称“中冀”是一样的情形。为什么又说“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呢? 因为，冀州地域是在黄河以北，而不在黄河以南，和上面说的冀州在“南河之北”是一个意思。其二，这些记载显然是把尧舜禹三个部落集团看作同一个系统，说明古史传说时代有关尧舜禹部落的史迹，不可能是由几种传说拼凑而成的，它必然是曾经作为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长期活动于晋南地区。这和《史记》所说的“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属于同样的情形，再次说明华夏族先民及其领袖人物，原本是由一个大的氏族系列延续下来，他们之间有着血统传承的关系。

另一方面，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上所说，陶寺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代，也就是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向前推进的时代。陶寺文化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发展，在这期间，临汾盆地及其周围的晋南广大地区，广泛地分布着属于陶寺类型的文化遗址，说明当时的晋南一带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文化繁荣期。陶寺文化与中国青铜器时代紧密衔接，它对于晋南地区青铜器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于是，继陶寺文化之后，便出现了在中国青铜器时代有代表性的夏县东下冯文化。东下冯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经历了四百年左右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夏代纪年范围内，属于早期青铜器文化。在东下冯文化发展的四百年间，从临汾盆地到运城盆地的几乎整个晋南地区，同样广泛地分布着属于东下冯类型的文化遗址，说明当时的晋南一带又有过很长的一段文化繁荣期。也就是说，从陶寺文化到东下冯文化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晋南地区曾经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晋南地区的文化面貌不仅在横的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且从纵的方面来看，也有其一以贯之的前后连续性。这说明，在这一时期，整个晋南地区的文化已经浑为一体，不可能是几种文化的依次交替，而应当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一脉相承的发展，也就是说，当时“晋南地区所出现的文化繁荣期，很可能即是尧舜禹系统的文化”(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1集)。

(3) 商族和周族的策源地同在晋南地区

商族和周族的始祖分别是殷契和周弃(后稷)。根据《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的记载：“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就是说，作为商、周族的始祖殷契和周弃，都生活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代。并且，二人均系五帝之一的帝喾之子：契为帝喾次妃有娀氏女简狄所生;弃为帝喾元妃有邰氏女姜嫄所生。看来，他们未必一定为帝喾亲生，很可能同属于帝喾族的分支，是当时并存的两个大的部落集团的首领。《史记》还说：在尧舜禹时代，由于契“佐禹治水有功”，舜命契作“司徒”，主“五教”，“赐姓子氏”;弃由于“好耕农”，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舜命弃“播时百谷”，“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这样，契和弃便成了商族和周族的始祖，殷商和姬周文化的开创者。

那末，契和弃当时主要活动在哪里?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不过，从大的时代背景看，他们作为尧舜禹时代的部落首领或大臣，不大可能远离帝王所都的晋南地区。

先说殷契。《史记集解》说：“契父帝喾都亳。”这个亳在何处? 有学者经考证认为，“此亳则因山西南部之薄山缘起”(李民《夏商史探索》)，就在今永济市蒲州一带的中条山，“亦名薄山”;《史记正义》又说：契的母系有娀氏部落亦“当在蒲州也”。可见，晋南蒲州一带是当时帝喾族的活动地域，契便是在这一带出生成长的。契作为部落首领后又主要活动在哪里? 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契居蕃”，(《水经·渭水注》引《世本》)这个蕃“在太华之阳”(《路史·国名纪三》引《鲁连子》)。二是说契“封于商”(《史记·殷本纪》)，这个商亦“在太华之阳”(《史记集解》)。可见，契部落的活动地域是在太华之阳。据有的学者考证，这个太华之阳“其地当在今永济华县间”，也就是晋陕交界处一带，这里是“商族的策源地”(李民《夏商史探索》)。据说，契卒后，其子昭明、其孙相土可能因受夏王朝排挤，率领本部落沿黄河北岸和太行山以南的地带向东迁徙，到达今豫北的濮阳一带，从此，商族势力迅速兴旺发展起来;后来，契的十四世孙商汤，即以豫北为基地，消灭了夏王朝，建立起商王朝。“总之，如果说山西南部是商族的摇篮，那末，豫北地区则是商族兴旺发展的历史舞台”。(同上书)

再说周弃(后稷)。弃的父系与契同为帝喾族，弃的母系为有邰氏。据钱穆考证，有邰氏部落的活动地域亦“在河东”，其地“实相当于今之闻喜，即姜嫄之有邰，而后稷所生也”(《周初地理考》)。就是说，弃的外婆家，也是他的出生成长地，就在今闻喜、稷山一带。弃作为部落首领后，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命“后稷播时百谷”(《史记·周本纪》)。这说明，弃部落的活动地域也是在今闻喜、稷山一带，这一带至今尚有稷王山，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都是后世纪念后稷播时百谷的文物遗址。所以，周族的策源地也在晋南地区。据说，弃卒后，其子不窟因避夏王朝太康之乱，率本部落西向迁徙，渡黄河“而奔戎狄之间(同上书)，到达今陕西境内。不窟卒后，其子公刘及其后裔古公亶父又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使周族势力获得重大发展。到商朝末年，周文王和武王终于灭掉殷商王朝，并以今陕西长安附近的丰、镐为国都，建立起西周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