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草原艺海拾贝·英雄史诗《江格尔》

草原文化·草原艺海拾贝·英雄史诗《江格尔》

《江格尔》是由数万诗行组成的大型史诗。它的篇幅宏大、故事繁复，内容丰富多彩。《江格尔》最初形成在我国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的土尔扈特部，该部是13世纪末迁到阿尔泰、塔城一带的。这部史诗从土尔扈特部产生，然后流传到和硕特、厄鲁特、杜尔伯特部和从内蒙古迁居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中。随着17世纪30年代从我国新疆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定居的卫拉特部的迁徙，《江格尔》开始流传到俄国。在布里亚特和土瓦共和国，阿尔泰边缘地区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都有流传。

目前通行的《江格尔》十三章本，大约是在明代以后新疆托忒文写成的。1978年至1982年，在我国新疆蒙古地区搜集到的《江格尔》共四十七部。1978年莫斯科搜集到的《江格尔》共二十五部，蒙古人民共和国共搜集到二十五个片段。目前搜到的《江格尔》合计共六十余部，长达十万诗行。

《江格尔》的产生早于13世纪。其一，从史诗的内容看，它写了大规模的部落之间的战争，歌颂了奴隶社会。其二，史诗的第十二章里出现的《美男子明彦活捉昆莫》中的“昆莫”，古籍里又称昆弥，是我国西部乌孙王的称号，乌孙族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与中原交往，当时张骞曾出使乌孙，武帝先后两次把汉宗室女子嫁给乌孙，史诗将乌孙王称为：“在西方，在日落的地方，有一个强大的可汗，名叫昆莫。”这显然是从汉武帝开始以年号纪年的名号和以名号代表人名演变而来的。乌孙昆莫被江格尔捉住，可见史诗有历史的影子。在书面文学之前，如果没有口传文学的传播，不可能记下昆莫等远古人物，所以《江格尔》的产生是较早的。

这部史诗产生在蒙古氏族社会末期至奴隶制初期阶段。这时蒙古族的畜牧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这时以掠夺人畜财物、扩大草原牧场为内容的部落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强大的部落联盟到处建立，社会上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诺颜和属民日益明显的阶级分化。史诗《江格尔》以夸张的手法描写了古代的部落战争，以幻想的形式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

《江格尔》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这不仅由于史诗本身具有一种人类童年时代的纯真魅力，更在于它蕴含着一个古老而豪迈的民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

这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首先体现在对规模宏大的战争的理解、吟咏和歌颂上。史诗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群雄竞争的时代，史诗表现了人类历史共同的发展阶段——奴隶制国家确立的艰苦卓绝的历程。江格尔和六千零十二名勇士为保护部落的利益而英勇献身，他们率领整个部落进行保卫战，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部落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奉献生命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展现出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江格尔》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诗通过对如火如荼的战场的描写和厮杀格斗场面的细腻刻画，表现了英雄强健的体魄、勇敢的精神、磊落坦荡的胸怀，这一切都构成了英雄性格的崇高美。《江格尔》中最光辉的英雄主角是红色雄狮洪古尔，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勇士的荣誉和尊严，体现了忠诚、刚直、强悍的品质，体现了正义终归战胜邪恶的素朴的善恶观念，体现了见义勇为、决不忍受妥协和屈服的崇高精神。当然，他的功勋往往伴随着对武功的崇尚，他的热情往往表现为杀戮和流血，他在嫉恶如仇的同时也在残杀无辜，这种野蛮的英雄性，正是那个血与火猖獗时代的英雄本色。这是历史的必然力量和时代伦理的产物。

《江格尔》的主题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还表现在宝木巴领地上。在这个理想的王国：“没有死亡，人人长生，不知骚乱，处处安定。没有孤寡，老幼康宁，不知贫穷，家家富强。这里没有冬天，阳春常驻，这里没有酷暑，金秋绵延……”“宝木巴”意即圣水瓶。在史诗里，它成为纯洁、善良、正义、理想的象征。它是民族希望的寄托。在具体的描绘中，它以高大、宏伟、广袤和神圣取胜：“江格尔的宫殿尖顶吻着晴空，彩云飘荡在雪白的阿尔泰山峰，碧蓝的沙尔达嘎海雾霭弥漫，汹涌的波涛闪耀着美丽的光芒。”这巧夺造化之工的殿宇、庭台、楼阁如同金星镶嵌在混沌的天宇下，与古朴的山岳海洋混为一体，不仅为英雄们纵横南北、驰骋沙场的戎马生涯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又符合人们尊崇义、勇、力的时代心理特征。这种千百年来积淀起来的对祖国、对民族、对家乡的历久不衰的情感，正表明了史诗巨大的认识价值。

史诗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因为它“是这样一种历史事件的理想化的表现，这种历史事件必须有全民族参与其间，它和民族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生活融汇在一起，并对民族命运有着重大的影响”。通过戎马倥偬的征战场面，透视出古代蒙古民族的生产水平、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思想意识和习俗风尚。这是一幅古朴、壮美的古代蒙古民族社会生活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