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关于仁的思想

孟子关于仁的思想

1．仁者爱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是孟子的主要政治主张，仁是什么？仁者人也，仁就是一切要从人出发，以人为本。仁者爱人，人与人之间要相爱，要维护人的尊严与人格。人自己要自尊自爱，同时要互尊互爱，这是任何正常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必然关系，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有序的生存和发展。孟子说：“仁者爱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第641页）人要讲仁，这不仅是中国贤者的崇高理想和社会政治主张，也是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试想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如不相互仁爱，不讲仁义，将是什么状况？因而仁者道也，可以说，人们讲仁爱，行仁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人类对自然界不讲仁爱，任意掠夺开发，乱砍滥伐，乱捕乱杀，破坏生态，人类将失去生存环境，所以，人类要建设生态文明，爱护自然。孟子说：“亲亲而爱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下》，第632页）亲爱父母兄弟姊妹，亲爱夫妻子女，爱人民，爱同胞，爱护自然，合理利用开发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做到“仁民而爱物”，仁就是爱人爱物，“仁者，无不爱也”（《尽心下》，第633页）。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第520页）人与人之间若是相互尊重、尊敬，许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爱人，首先从个人家庭做起，尊老、爱幼、敬贤、爱人、助人，推及社会，达之天下。

在人际关系中，往往有爱而不亲，仁而无礼的情况，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第487页）。“诚者，天下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第493页）。在人际关系中“仁则荣，不仁则辱”（《公孙丑上》，第406页）,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第492页）。仁是人之一切归宿，义是人应走的正道。“仁之实（实际），事亲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离娄下》，第504页）

2．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

“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第405页）所谓仁政，就是爱民亲民。“夫国君仁，天下无敌”（《离娄上》，第488页），仁者无敌于天下，孟子多次说过此话。行仁政，实施有利于人民的政治经济政策，在人民中倡导爱人、助人、尊重人，社会就可能安全和谐。国家关爱人民，社会上人人仁人，所谓“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尽心下》，第636页）。孟子断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尽心下》，第639页）

从治国方面说，不提倡仁义，不爱民，则政必败，“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用财不足”（《尽心下》，第639页）。治国必须信贤任能，施仁政，爱人民，倡仁义，否则国家就得不到很好的治理。施仁行义，必须从上而下做起，孟子说“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第482页），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下》，第500页），上行则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孟子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不可懈怠，“民事，不可缓也”。“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第442～433页）治理国家，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政策、纲领、法制、措施，“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自行”（《离娄上》，第482页）,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好的政策，没有科学的体制，没有公正严格的法制等具体落实措施，政策最终也是要落空的。

孟子把仁义提高到治国理政、个人立身处事的高度，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下》，第486页）因此，应在全社会树立仁义思想，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有益社会，个人最终也受益。孟子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第487页），而身之本在德，德之本在仁。

3．人皆有不忍之心，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性无善无不善也……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告子上》，第570页），人的本性本无善与不善之分，“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上》，第566页），人性是可塑造的，可培养改善的。孟子由此提出对人的教育诱导，创造人的成长的良好环境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指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是环境也是人创造的，教育者，也是受教育的，即要创造有利于人成长的良好环境，人也要接受教育，自觉改造自身，进而创造良好环境。

“食色，性也”（《告子上》，第567页），这是人生存发展的客观存在属性，这些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是可以教育诱导的，这就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第571页）。孟子认为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之心，用以治国理政，就是行仁政，亲民爱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人政，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公孙丑上》，第409页）。“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既有怵惕（惊恐）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体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有其四体也”（《公孙丑上》，第409页）, “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第571页）。事物必有其规律，人民的秉性，就是喜欢美德。

行仁政的核心就是施仁行义，亲民爱民，“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第649页）。以不忍之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典型）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心保妻子”（《梁惠王上》，第354页）。

4．义与利的辩证关系

孟子提倡仁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阶级对立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不少人往往是见利忘义，孟子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倡导言义不言利。“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相互争夺）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满足）。未有仁而忘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忘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第341页）

孟子看到社会上义与利的现实矛盾，我们应正视这个矛盾。社会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争取创造利益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不是否定或回避它的客观存在，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孟子只讲义，脱离当时的实际，空谈仁义，则兵不强，国不富，政权不稳，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分析的那样，孟子的仁义学说，得不到当时诸侯各国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

义与利是对立的统一，既矛盾，又统一，处理好了，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处理不好，造成社会矛盾的对立与激化动荡。第一，我们要承认利在一定条件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我们只反对危害社会和其他成员合法利益的不正当利益。第二，求利必须遵法守义。人们追求利益时，必须遵循法律与公德。这种利益，必须是合法合理的。第三，获利后必须行义，社会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国家社会应有合法的调节手段，不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财富必须为社会共享。第四，行仁施义，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也无法去帮助别人，服务社会。所以今天我们提倡个人勤劳合法致富，先富帮后富，逐渐实现共同富裕。

在义与利的关系方面，应当遵循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提倡互利双赢。互利互惠、互助互补，以此建立义和利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