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云南文学

滇云文化·云南文学

在滇云文化体系中，文学是其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每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尽管多寡不一，但都打上了时代的文化烙印，深刻、生动地体现着各时代滇云文化的基本精神。

滇人之诗文，萌兴于汉代，但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出土于昭通的“朱提堂狼造洗”，器上所刻铭文只有年岁和地名，尽管不成文章，但却是保存至今较早的金石文字，反映出当时汉字应用的普遍。写成文章的石刻，汉晋时有《孟孝琚碑》，铭文十五行，行存二十一字，可谓文辞典雅、节奏鲜明。还有著名的《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大小爨碑不仅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且行文流畅，词采富丽，文笔凝练，反映出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在汉晋南中文学中，见诸记录的文章以三国时永昌大姓吕凯答覆雍闿的信较为著名，也是南中文学传到现在较长的一篇，这篇文章因和地方统治者与封建朝廷的争夺有关才被当时史籍所载而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了解汉晋云南文学概貌的重要材料。

在汉晋滇云文学中，有的辞章以汉语夷言掺杂成文，有的用本地民族语言创作后，通过翻译写成辞章。东汉永平年间，有白狼王唐菆慕化归义，作诗三章，犍为郡挽掾田恭晓其言，译其辞语，是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白狼歌的出现，是汉文化和滇云文化相融合的文学体现，也是汉语夹杂夷言这种最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学创作方式较早的代表作品。

尽管后世所能见到的汉晋时期的文学作品有限，然管中窥豹，仍能看到云南文学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一开始便走上了用汉文进行创作的道路，且有的作品在汉晋辞章中，毫不逊色。

作为与唐王朝、宋王朝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南诏、大理政权在历史上存在五个世纪。其疆域以洱海地区为中心，东面与贵州的西部、越南北部相接，南面包括西双版纳、西达今缅甸北部，西北与吐蕃神川(今丽江北)为邻，东北抵四川西南部的戎州。这一辽阔的地域就是孕育南诏、大理文化的土壤。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人民以其智慧创造了独具特色、内涵深厚的南诏、大理文化。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包括文人文学、民间文学在内的多种文学形式和丰富多彩的文学内容，使汉晋以来的云南文学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丰富了南诏、大理文化的内容，是这一文化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诏时期与唐王朝交往频繁，官吏使节往来于途，南诏子弟也就学成都学习汉文化。南诏文化深受唐文化影响，不少汉族作家和诗文留下了他们的论述和歌咏有关南诏的作品，促进了南诏书面文学的发展。出于阁罗凤清平官郑回之手，撰于唐代宗大历元年的南诏《德化碑》碑文叙事有条不紊，说理反复剖析，寓骈于散、词藻斐然。碑文记述一系列历史事件，一气呵成，名章隽句处处有之。此碑不仅有较高史料价值，也富有文学价值，其作文风格对南诏的书面文学有较大影响。

南诏汉文书面文学作品，虽有散文、诗歌、骈文等文体，然诗歌成就最大。不仅寻阁劝等诸王群臣能诗作赋，还出现了杨奇鲲、段义宗等有名当世的诗人，不少诗作被收入《全唐诗》。“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折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这首汉语夹杂民族语流传至今的骠信诗，就是南诏王寻阁劝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赵权达唱和而作。南诏汉文诗，以骠信倡其首，至杨奇鲲、段义宗而达高峰。杨奇鲲为隆舜时的布燮，公元883年杨奇肱等人至成都“迎公主”，作了《途中诗》：“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狈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描绘出途中引人入胜的水色山光，也道出王命在身，不敢贪恋美色的无奈。诗文语言洗练，意境高洁。他的咏大理石诗《岩嵌绿玉》，写得情文并茂，在唐人诗中也堪称上乘之作。

段义宗为大长和国郑仁旻的布燮，他的《题大慈寺芍药》等诗在蜀中竟相传写，风行一时。在其诗作中，以《思乡》一首为最。诗中情景相生，道出其客居异乡，必怀故国的情怀。此诗被录入《全唐诗》。

在唐代诗歌中，反映戍边将士驰骋沙场的爱国情怀，展示边疆多姿风光，描述边塞战争，诉说行旅别离的边塞诗，可谓独树一帜。边塞诗产生的地域，以西北为重心，但在西南边疆，也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诗篇。南诏虽处西南一隅，但它与大唐关系的好坏却像一根敏感的神经，牵连着广袤的中华大地，许多内地甚至边疆的著名诗人如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作了许多著名诗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这些诗也是唐代“边塞诗”的有机组成部分。善于以诗论政的白居易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动人心魄的《新丰折臂翁》，诗人通过一位八十余岁的老翁之口，追述了为逃避兵役而自残断臂的经历，道出了人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唐代的西北边塞诗多产生于盛唐，由于国力强盛、四出开疆，此时期的边塞诗如王昌龄的《出塞》、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充满着粗犷开阔、雄壮瑰丽、悲凉慷慨、乐观浪漫的格调。中晚唐时期，由于边境上发生重大变故，内忧外患互相交织，天宝战争，安史之乱，唐王朝国力渐衰，使得以西南边塞诗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的基调多为冷静客观，尖锐有力，忧郁悲怆。“文变染乎世情”，唐代诗风的变化，西北西南边塞诗风格的迥异，乃是时代使然。

南诏大理时期，民间文学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汉文作品。其体裁有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等。其内容，古往今来、山川风物、人物史事、民情风俗无所不包。其中“河赕贾客”谣、历史故事《火烧松明楼》、民间故事《望夫云》《段赤诚斩蟒蛇》、佛教故事《观音伏罗刹》等最具特色，流传甚广。“冬时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这首载于《蛮书》中的“河赕贾客”谣，汉语、白语相杂，通过对高黎贡山、穹赕一带地势、气候险恶的描写，烘托了离乡背井的“河赕贾客”生活之穷困与艰辛，把羁旅之苦、游子之思，表现得质朴动人，淋漓尽致。

《火烧松明楼》取材于南诏王皮逻阁在唐朝支持下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这一历史事件，但又不拘泥于原有的史实，而是根据人们的感情和愿望来塑造故事人物。如故事中的柏洁夫人，聪明、善良、美丽、勇敢，是敢于反抗邪恶、忠于爱情的理想女性的化身，而在历史上本是雄武有略的皮逻阁，则狡猾、毒辣，成为残暴统治者的化身。随着故事的流传，柏洁夫人的形象深深印在云南各族妇女心中，对她们的思想、行为产生过巨大影响，

总的来说、南诏、大理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其创作水平优于汉晋时期。南诏、大理文学在云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徐嘉瑞先生在其《大理古代文化史》一书中曾说：“滇人之诗，萌于汉，兴于唐，而成卷于五代，至明而大盛焉。”不仅是诗，其实云南文学的发展也循着这一轨迹。明代云南文学大盛，一是数量多。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文，几乎占云南诗文总数的三分之一。谢肇淛在《滇略·文略》中云：“自汉及唐，文献仿佛式微……明兴而后，祠命文告、纪载题咏、灿然俱在篇籍，不胜汗竹也……”二是体裁丰富。就诗来说，古体诗、近体诗、长短句一一具备，而其他体裁如赋、颂、赞、游记、疏等文体也甚为丰富。而且著诗文者不仅有达官贵人，还有许多普通的学者文人。然而这一时期云南文学大盛最具代表性、最富地方特色的在于，出现了一些用汉文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有的用汉文杂土语来记述山川风物，有的已能娴熟地运用汉文来表达对秀美山川的赞美和对世事人情的感怀。这些作品从创作的意境和手法上都达到一定高度，佳作迭出。

被视为文化洪荒之域的云南，能在明代产生如此丰富的汉文学作品，能有这些用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脱颖而出，实由当时历史条件使然。其一，明统治者在用武力征服云南的同时，注重对少数民族进行文治教化，元以来兴起的平民教育使得越来越多的滇云子弟能进入学堂接受汉文化教育，科举在云南的兴盛又刺激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子弟学习汉语，用汉语创作，这为云南文学的发展打下基础。其二，历来被视为瘴疠之地的云南，明代成为安置谪迁官吏的地区。许多文人学士因文字之祸谪迁云南后，密切了同云南士人的联系。如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在放逐云南的三十多年中，或者讲学著书，编纂史志，写下不少有关云南的史地著作和描绘云南风光的诗文杂著;或以文会友；留连胜迹。 杨慎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教弟子，云南士子在同他的交流中受益，这种交流提高了云南士子的文学创作水平。

以大理府为中心的白族聚居地，以临安府、楚雄府、姚安府为中心的彝族聚居地以及以丽江府为中心的纳西族聚居地是明代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地区，明代许多少数民族的汉文作家就产生于这些地区。白族地区以李元阳、杨南金、杨士云最为著名，以他们为中心还聚集着大批诗文作者，如樊相、梁佐、董难、杨黼、赵汝濂、吴懋等人，到明未又涌现出李嗣善、苏必达、何思明、杨应科、禄洪最为著名，其他还有高乃裕、左正、左文彖、左文臣、左明理等人。丽江纳西族地区主要以木氏土司为代表，“木氏六公”名噪一时，而成就最大首推木公。这些少数民族汉文作家中的大多数在当时社会地位较高，受过良好的教育，与许多内地的文人墨客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杨南金是成化举人，曾任江西泰和令，禄洪为临安府宁州土知州禄氏后，其父与江南名儒董其昌交情深厚。他们在当时是较为开放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少数民族汉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数量多，表现形式多样。木公、木增流传至今的诗作达一千余首，禄洪父子的《北征集》辑录五言、七言诗六十余首。学识渊博的李元阳不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他的游记、序跋、碑铭等散文也甚精彩。所著的《心性图说》得到时人称许。

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汉文作品中，以描绘云南优美自然风光的题材居多。“灵岳何年构，奇观是此来?翠虹天上路，金相雪中台。云窦参差见，花卉窈窕开。手中青竹杖，随意柱仙苔。”吴懋的这首五言律诗《石宝山》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剑川石宝山千姿百态的奇石和石窟雕塑艺术的巧夺天工。被视为南滇第一峰的玉龙雪山一直是丽江木氏作家群吟咏的主题。木公曾以雪山诗人自居，木增的《空翠居集》用四十首诗描绘出玉龙山松的风格、气质。在游记散文中以杨士云的《苍洱图说》最具代表性，在这幅瑰丽的苍洱山水画卷中，苍山十九峰之雄骏、十八溪的蜿蜒，洱海的烟波浩淼相互交映，在游记散文中，是难得的佳作。除了这些描绘景物的诗作外，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也挥毫泼墨，道出了对平民百姓生产生活的关注，这些对人们现实生活反映的作品在明代少数民族的汉文作品中占有相当比重。

应该说这些充满着对祖国边疆锦绣河山赞美之情和对家乡人民深切同情的诗歌，饱含着作者的纯朴感情，反映出作者积极的人生态度。然而，“诗以言志”，许多离愁别怨、仕途失意后的怅惋、对多舛命运的无奈叹息，汇成缕缕愁绪，在他们的作品中萦绕，成为这些诗歌吟咏的又一主题。名及一时的李元阳因“遇事敢言”、“持正不阿”在官场中屡遭排挤，于是归家隐居四十年余年，潜心著述。“点苍山月碧玻璃，光泛榆河万顷陂。却忆美人何处是? 欲随风到玉关西!”“不知身是幻，何处觅愁肠!”对世事人生的感怀，官场失意后的郁闷和消沉，难免流露在这些诗句之中。曾经少年有为的木增，世祚封侯，却在风华正茂时闭意荣禄，“披吟杜句却生愁。不信吾身都是客，寄影蜉蝣。”便是他不甘沉沦但又无可奈何的叹息。显得格调低沉。明代云南少数民族汉文作品中这种惆怅诗风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从金榜题名的荣耀到仕途失意的怅惘，再到遁世归隐的无奈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历程。面对此种人生境遇，敏感的文人不能不涌出无可奈何的忧怨情绪。及至清兵入关，南明政权在云南最终覆灭，个人遭际和家国兴亡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这些人的愁怨与悲愤。另一方面，明代许多文人志士谪迁云南，如杨慎等人，他们到云南后寄情山水、相互唱和，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以描绘山川景物、抒发其失意、愤懑胸怀为主调的流放文学派别，领导着云南文学潮流。由于师从他们的云南士子甚众，这些诗文在滇云人士中流传开来，在多年的相互酬唱中，这种惆怅诗风也成为云南各族士子创作效仿的风格。因而明代云南少数民族汉文作品中这种惆怅诗风的形成，又受到了流放文学的影响。

明代云南少数民族士人中这股用汉文创作之风历时数年，许多佳作，流传海内，大有“文风不让中原”之势，有的作品还为《四库全书》所录，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清代云南文学，更是精美绝伦。据方树梅先生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一书所载，明清滇人著述之书，经部达一百五十一部，子部二百三十四部，集部达八百九十四部。清初石屏张汉，其诗文颇负时名，乾嘉以后诗以昆明钱沣、石屏朱艧为精，文以宁州刘大绅、赵州师范为最。“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这脍炙人口的一百八十字大观楼长联，便是有“万树梅花一布衣”之称的清代云南著名诗人孙髯的举世杰作。楹联吟咏滇池风光，辞藻富丽，用一系列的典故，点出云南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意境深长。长联一出，传颂海内，赞许之言不绝，郭沫若曾赋诗赞誉：“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

清代云南文学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集前人大成之作。乾隆年间，保山人袁文揆、袁文典兄弟邀集同人，毕十年之心血，编成《滇南诗略》及《滇南诗略续刻》四十七卷。卷一收录汉至元古诗，卷二至十四为明诗;卷十五至四十七为清诗，展现了云南诗歌发展的脉络。诗前有简要的作者小传;诗末间有评点。所选诗歌，作者上自台阁名贤，下至山林隐逸，以及流寓闺秀，无所不包。《滇南诗略》收辑自古迄清乾隆时云南文人的诗作，是云南二千年来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滇诗丛录》是继《滇南诗略》后又一部云南的诗歌总集。此书由云南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担任主编，由云南丛书馆以数十人之精力，历十数年将数千年诗人的心血汇成一书，内容丰富。嘉庆年间，袁氏兄弟在《滇南诗略》刻印将竣时，又开始组织纂辑《滇南文略》。袁氏兄弟网络了许多乾嘉之际云南较有造诣的文人学士如师范、刘大绅等百余人历时三年编成《滇南文略》四十七卷，收文起于三国，止于清乾隆，包括一百五十三人的作品约数百篇，每篇末附有简明评论。《滇南文略》成为云南第一部大规模的散文总集。继《滇南文略》之后，呈贡秦光玉主持编成《滇文丛录》一百零一卷，收录七百七十余人的二千二百余篇作品，规模远胜于《文略》。所收文章分三门九类，材料及文体都比《文略》广泛，成为继《滇南文略》之后又一部云南散文总集。

早在南诏大理时期，就已出现了文艺理论著作。南诏初年布独布举在其《纸笔与写作》中就提出要写好诗，就要注意不同形式的诗歌的押韵方式。明代用傣文写成的《论傣族诗歌》又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傣族诗歌理论著作。清代石屏人许印芳的《诗法萃编》则是明以来诗论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诗论选集中，汇集了历代论诗的文章，在每篇诗论的跋语中独抒己见，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诗法萃编》为初学者了解和掌握作诗的基本方法和应有的修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而许印芳的治学精神和对人品的注重也影响了一批云南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