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
自从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之后，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不仅对北宋统治阶级治理国政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更重要的则是促进了宋代史学和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经北宋至南宋，其影响范围及规模进一步扩大，并相继对后世历史著述的体例、编撰等各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围绕该书，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文士，或者发挥、改纂、注释，或者订补、议论，形成了以司马光和《资治通鉴》为中心内容的学术研究体系及学风建设，这便是所谓的“通鉴学”。(现今意义上的“通鉴学”一词，在近人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一文中已出现，谓“后贤之为《通鉴》学者，大都为胡注匡益”云云。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张煦侯专著有《通鉴学》一书。)今天，“通鉴学”在新时代的条件下获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其表现特征，一是研究领域的扩大，不仅涉及司马光和《通鉴》自身，还扩展到与之有关的各类人士和《通鉴》衍生的著作。二是研究的层次趋向深入，人们经过系统全面地研讨和发掘，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将宏观与微观、古今中外治学方法结合一体，研究的成果已超出过去的时代。三是对“通鉴学”的研究以论文为主，辅以专著(包括论文集)，将司马光和《通鉴》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发展及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又十分重视司马光一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多发前人未覆之意。四是域外学界与大陆同步，港台、日本同行亦花颇大精力穷探《通鉴》，使得该学科呈海内外回应之势，这也为过去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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