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后的“寻找”

五百年后的“寻找”

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编修完成的《明史》中虽然有一篇郑和的传记，但却十分简略，总共只有700多字。在该传记中，郑和的形象模糊不清，对其评价也不高。关于他的身世，只写了“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籓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最后说他“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之后“亦老且死”，既看不出他生于何时何地，也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关于下西洋的目的，传记也只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郑和航海史料在明朝就被毁，在清朝写成的《明史》，只能根据稗官野史或诸如《西洋记》这样的街谈巷语。《明史·郑和传》和《西洋记》中都说郑和下西洋修造了62艘长44丈、宽18丈（130×52米）的大船。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是这样的长宽比例从造船学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是一个巨大的“长方盒子”，二是即使利用现代技术，也造不出这种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而且可用于实际航海的大木船。《明史·郑和传》最后说“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也说明该传记主要是根据民间资料完成的。虽然“正史”记载语焉不详，所幸的是，当年郑和的随行人员还留下了几份宝贵的个人游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然而，这几部著作更多的是记录船队所到地方及发生事件，对人们认识郑和其人并无太大帮助。

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郑和一直被埋没在历史尘埃中。直到500年之后，中国才开始重新认识郑和航海的价值和意义，也才开始了对郑和的“寻找”。

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梁启超，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文章。梁启超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航海早了六七十年，“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梁启超的主要依据也是《明史》和《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梁启超继承了中国治史传统，对郑和船队所到各国地名进行了逐一考证，并以西文对照，有史有论，激情四溢。当时梁启超眼看中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希望以“海上之巨人”郑和事迹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在梁启超的诸多著述中，《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并不算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但却是首次用科学方法研究并从正面弘扬郑和的文章，从而开启了中国人“寻找”和“发现”郑和的百年航程。因此，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研究和宣传郑和的第一人。

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开始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辛亥革命之后，郑和出现在了高等小学历史课本中，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被并列为民族英雄。同时，梁启超的文章也激起了一些人研究和“寻找”郑和的兴趣，希望发现更多有关这位曾被埋没了500年的历史伟人的遗存和事迹。

郑和的出生地和家世是人们“寻找”的一个重点。

《明史·郑和传》中只说郑和是云南人，但究竟是云南何地却无处可查。受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云南腾冲人、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1910年前后开始在云南各地寻访，希望能找到郑和家乡。经过一番调查和考证后，李根源认为，郑和是云南镇南州（现南华县）人，并于次年在当地立了一块“郑和故里碑”。这块碑现仍在南华县城西门外，但后来证明南华并非郑和故里。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云南石屏人、清末状元袁嘉谷听说光绪年间在昆阳州（现晋宁县）和代村发现了一块与郑和有关的墓碑，遂于1912年亲往踏勘查访。在昆阳月山西坡，果然见到这块题额为《故马公墓志铭》的石碑。碑文为明永乐三年（1405年）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内容是为墓主马哈只写的墓志铭。除了记叙墓主的生平德行外，碑文中明确写到马哈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文铭，次子就是郑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石碑背面还刻有郑和回乡祭祖扫墓的记载：“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袁嘉谷经过研究考证，1913年撰写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确定昆阳和代村就是郑和的出生地。

从这块石碑可看出，郑和少小离家，一直怀念着故乡。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之前，他特请礼部尚书、大学士李至刚为已故的父亲写了墓志铭，托人带回家乡刻立。他本人却因一再奉命出使，无暇回乡扫墓祭祖。直到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郑和才于永乐九年十一月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到“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这应该是郑和离家后的首次返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故他对这次祭祖之行极为珍视，特意在《墓志铭》碑阴刻下那段文字，明确宣布太监郑和是“马氏第二子”。

这块“马哈只碑”除了证明郑和的籍贯外，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郑和原名马和，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因碑文称郑和的父亲和祖父为“哈只”，只有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才拥有“哈只”的称号；二是郑和的家庭非富即贵，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因为云南与麦加相距遥远，千山万水阻隔，往返约需一年时间，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大可能前往的；三是郑和父亲在洪武十五年39岁壮年时即去世，而这一年正是明军平定云南，消灭元朝残余势力的年份，两者之间肯定有密切关系。

基于这些重要信息，学者们便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和判断：郑（马）和出生于云南昆阳州和代村的一个元朝官宦世家。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征云南，马和之父在抵抗明军的战斗中阵亡（或自杀）。11岁的马和被明军掳获，阉割为太监后送入燕王府，成为燕王朱棣的随从，后因功劳卓著，深得燕王信赖，被赐姓“郑”。燕王称帝后，擢拔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并委之以出使西洋的重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世，郑和在墓碑铭文中才有意隐去了其父亲和祖父的真实姓名，而用称号“哈只”代之；只写了其父的生卒年代和岁数，而不提死因。因为郑和当时深得永乐皇帝信任，如果暴露了元朝旧臣的家世背景，将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程。

袁嘉谷在昆阳查访马哈只碑时，还听说郑和后人家中有其他资料。果然，在离昆阳不远的云南玉溪县，辛亥革命元老李鸿祥将军1936年在主持编修县志时意外发现了郑和家谱——《郑氏世系家谱》，让人将家谱抄本送给当时在云南大学任教授的袁嘉谷。袁嘉谷将抄本交给他的学生李士厚考证研究。李鸿祥和李士厚还到玉溪东营访问了郑和后裔郑绍明、郑绍文兄弟，借到了家谱原件。经袁嘉谷、李士厚鉴定，该家谱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经过认真考订，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袁嘉谷为该书作了序和跋。

据家谱记载，郑和是太监，自己没有子女，过继了兄长马文铭的一个儿子，取名郑赐。郑赐的后代有两支，一支在江苏南京，一支在云南玉溪。这部家谱除了记载郑和家世和后裔情况外，还记载了郑和出使时的船只、人数、所到国家以及永乐、宣德两位皇帝给郑和的敕书等。毫无疑问，郑和家谱是继马哈只墓碑之后关于郑和家世的又一重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