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吐蕃错综复杂的关系（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与唐、吐蕃错综复杂的关系（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公元738年，皮罗阁被唐玄宗封为云南王，唐玄宗封皮罗阁为云南王的战略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南诏牵制吐蕃。当时，吐蕃的军队进逼成都平原，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唐朝扶植南诏牵制吐蕃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因此，中国西南出现了唐王朝、吐蕃、南诏国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在讨论唐代统一多民族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时，是需要从唐朝、吐蕃、南诏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分别对南诏与唐朝、南诏与吐蕃的关系进行分析。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展开的，从一开始就因为吐蕃、唐朝对西南地区的争夺左右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如果从唐朝支持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开始，那么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这么几个时期：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是南诏依附唐朝时期，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唐德宗大历年间是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时期，唐德宗建中年间到唐文宗太和年间是南诏与唐朝重新和好时期，唐文宗开成年间到唐昭宗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且战且和，并且一直延续到南诏、唐朝灭亡。

当唐朝支持南诏建立政权之后，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得到了大发展，开始扩张，于是和唐朝巩固边疆的战略发生了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天宝战争”。

“天宝战争”爆发的原因可以分为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是唐朝希望连通从戎州都督府到安南都护府的通道，并且把这一地区控制起来，因此唐朝派遣官员竹灵倩修建安宁城，但是却遭到地方政治势力爨氏的反对，所以唐朝让南诏的军队前来镇压，之后南诏的军队就乘此机会占领了滇池地区，这是根本原因。

“天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诏王阁罗凤按惯例谒见时任云南太守张虔陀，而其妻竟受到张虔陀的侮辱，阁罗凤十分愤怒，上表控告，但朝廷不置可否，于是阁罗凤起兵问罪，杀张虔陀，攻城夺地数十处，成为引发天宝战争的直接原因，战争中南诏国得到了吐蕃的帮助，战争以南诏胜利结束，唐朝军队的将军李泌也战死在大理。值得注意的是阁罗凤在战后立“南诏德化碑”于国门，表明自己是不得已而叛唐，目的是希望以后唐朝容许南诏再归附。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阁罗凤去世，因为当时凤迦异也已经去世，所以南诏国立凤迦异的孙子异牟寻为南诏国国王，异牟寻当权之后，便集中了20万南诏国的军队与吐蕃军队兵分三路同时向唐朝进攻，但是这次南诏和吐蕃的联合军事行动遭到了唐朝军队的沉重打击，因为这次战争的失败，南诏和吐蕃产生了矛盾，所以吐蕃降格对待南诏国国王，把南诏国国王从“赞普钟”降为“日东王”。

在此背景之下，南诏国国王开始考虑与唐朝联合共同对付吐蕃。所以便有了贞元十年的会盟，这一时期成了唐、南诏间关系较好的时期。贞元会盟之后，南诏国国王异牟寻派遣其弟及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新唐书·南诏传》）。唐德宗对此给予了很高的重视，而且还封了南诏国使者尹仇宽高溪郡王，拜为左散骑常侍。第二年，唐德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带领一批官员到南诏国进行册封“赐黄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袁滋等人到达南诏国都城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异牟寻去世，唐朝派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异牟寻的儿子寻阁劝即位为南诏国国王，唐朝马上改赐了“元和印章”，但是，寻阁劝仅仅在位一年就去世，儿子劝龙盛即位，劝龙盛在位9年，被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对于劝利，唐朝没有马上赐印，而是在唐宪宗去世三年之后，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才赐印，由此可以说明唐朝对于南诏节度使王嵯巅杀劝龙盛立劝利是有意见的，是用不马上赐印承认劝利来表示唐朝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表达了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是一种隶属关系，对于一个南诏国不合法的国王不马上承认，其中包含了唐朝处理这一政治事件的政治智慧。

从唐懿宗开始，唐朝进入了晚唐的衰微时期，南诏国与唐朝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基本结束，不断发动对唐朝的攻击。与初唐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是唐朝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扩展，扶持南诏，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唐朝强盛，南诏还处在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唐朝处在主导地位；而到了唐玄宗时，安史之乱正在酝酿之中，唐朝内部的许多矛盾正在显现，而南诏国也处在与唐朝、吐蕃的政治博弈之中，所以发生了唐朝与南诏的天宝之战，唐朝三次直接攻入南诏国的都城，所以仍然是唐朝处在主导地位。

公元860年，劝丰祐去世，南诏国继位的酋龙埋怨唐朝不来吊慰，而且发来的诏书都是给劝丰祐的，所以酋龙大为不快，进而称帝，建元“建极”，号“大礼国”，而唐懿宗认为酋龙的“龙”字犯了唐玄宗李隆基“隆”字的讳，也决定彻底断绝与南诏国的关系。至此，唐朝与南诏国表面上的和好关系结束。

在此，我们可以对唐朝与南诏关系进行几点分析：

第一，与初唐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初唐时期唐朝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扩展，扶持南诏，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唐朝强盛，但是到了晚唐时期，唐朝开始走下坡路，而此时南诏国那些有政治智慧的国王、清平官也都去世，再加上军事重臣如王嵯巅等人把持政治军事大事权，所以南诏开始不把唐朝放在眼中，发动向唐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极大地动摇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

第二，在唐朝与南诏国最后的博弈中，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一种且战且和的关系，但是正是在这种且战且和的博弈当中唐朝与南诏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在相互斗争中两败俱伤。

第三，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角度来看，唐朝和南诏国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唐朝强盛，希望建设一个强大的统一多民族中国时，积极以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方法与边疆民族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当唐王朝开始走向衰弱的时候，唐朝与边疆民族的博弈关系发生变化，唐朝希望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愿望破灭，表现为边疆民族与唐朝不断发生以战争为表达的关系；而南诏在弱小的时候，表现为对唐朝的顺从，积极参与唐朝建设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相关事务，例如帮助唐朝在地缘政治当中制约吐蕃势力进入西南，当南诏在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处在有利地位之时，就尽可能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与唐朝展开利益博弈，特别是当唐朝走向衰亡的时候，南诏国对唐朝的进攻是极其猛烈的。

综观唐朝、南诏间的关系，在皮罗阁、异牟寻时代，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以和好为主流，而以后，战争又多于和平，以矛盾冲突为主流，面对南诏国的攻击，唐朝常常是疲于应付，虽然南诏后来有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但是这时候的唐朝已经是强弩之末，已经无力来经营与南诏的关系，所以唐昭宗时南诏“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后中国乱，不复通”（《新唐书·南诏传》）。唐朝与南诏的关系走到了历史发展的尽头。

南诏的强大是唐朝和吐蕃为了争夺对洱海地区的控制权而出现的，但当南诏有能力与唐朝争夺实际利益时，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由于唐朝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南诏国的关系，于是把南诏推到了吐蕃一边，南诏“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新唐书·南诏传》）。从此，南诏与吐蕃成为兄弟之邦，共同对付唐朝，但双方仍有不少矛盾存在。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阁罗凤死，其孙异牟寻继立，南诏与吐蕃联合进击西川。结果是唐朝军队大败异牟寻，吐蕃把失败归罪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把兄弟之邦降为臣属关系，并进一步加重对南诏的求索——“然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

在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出现危机时，南诏上层开始考虑如何处理与唐的关系。而就在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出现了一个对唐朝有深刻认识的历史人物郑回，郑回是唐朝的西泸县令，在南诏攻破唐朝的巂州被虏，得到了阁罗凤的任用，担任清平官。因为曾经作为先生教过南诏国的王族子弟，所以郑回在这个时候劝说异牟寻与唐朝重新和好，异牟寻采纳了郑回的意见，开始私下谋划与唐朝接触，唐朝的剑南节度使韦皋因为能够很好地处理西南的民族问题，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对他颇有好感，于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把异牟寻希望与唐朝交好的想法告诉了韦皋，韦皋得知南诏有归唐的愿望后，开始做争取南诏的工作。贞元七年（公元791年），韦皋派讨击副使段忠义携德宗敕书前往南诏招谕。韦皋为了排除南诏对吐蕃势力的畏惧心理，在贞元七年十二月派兵讨伐私下与吐蕃交往的勿邓鬼主苴梦冲，杀之，使唐朝兵力深入东蛮地区，直达南诏边境，有效地支援了南诏对抗吐蕃。

南诏希望与唐朝和好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于是暗中派遣使者分三路向唐朝在西南的官员韦皋送信，从南诏给韦皋的信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信息：

第一，南诏国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当初与吐蕃联合是身不由己的，而且本来可以悔过自新，但是又因为唐朝的官员鲜于仲通的阻隔，所以“自新无由”。

第二，对于当时统一多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南诏是相当的清楚，说明南诏并不是一个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宏观政治格局毫无观察和思考的，他们会在众多的政治力量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政治空间，所以南诏国的表态，恰好就是唐朝当时需要解决的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即唐朝在北方与突厥的战争与和平、唐朝在西北部与回鹘的战争与和平、唐朝在西部与吐蕃的战争与和平，所以对于唐朝而言，南诏国的归附，恰恰可以实现遏制吐蕃向西南方向发展的战略目标。

韦皋收到信后，派人护送南诏国的使者到了长安，南诏国的使者向唐德宗面奏了异牟寻希望重新归附唐朝的愿望，向唐德宗献了黄金、丹砂，表示南诏国归顺唐朝的一片诚心，于是有了著名的唐朝与南诏国的贞元会盟。贞元会盟后，唐、南诏约定，共同讨伐吐蕃。而南诏与唐结盟之事，吐蕃并不知道，仍向南诏征兵。此时，吐蕃因为与回鹘发生战争，死伤十分严重，所以希望调动南诏国的军队一万人参加与回鹘的战斗。而这个时候异牟寻正想攻击吐蕃，就将计就计，表面上表示出南诏国很“寡弱”，仅仅派遣了五千人前往。异牟寻自己却亲自带领数万人跟随其后，不分白天黑夜地行进，最后在神川打败吐蕃的军队，斩断了铁桥，吐蕃的战士“溺死以万记，俘其五王”（《新唐书·南诏传》）。从此之后，吐蕃与南诏国的势力就基本是与金沙江为界，没有再进入西南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异牟寻又开始谋划攻击吐蕃，唐德宗也同意出兵给予支持。而吐蕃也准备攻击南诏，异牟寻和韦皋闻讯后，积极准备迎战，结果，吐蕃大败，唐朝联合南诏攻击吐蕃的战略目标达到，南诏国也从吐蕃的控制当中解脱出来，于是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异牟寻比年献方物，天子礼之”（《新唐书·南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