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墓室里《齐论·知道》的价值

二问：墓室里《齐论·知道》的价值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是张侯之后用《鲁论》和《古论》形成的版本，但是《齐论》与《鲁论》《古论》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两篇，即《知道篇》《问王篇》。海昏侯墓里发现的就是失传1800余年的《知道篇》。考古人员发布了包括篇题“智道”（知、智通）在内两支竹简的照片。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这一发现以及《齐论》的文献学价值。

大部分人知道后世所传汉武帝依从董仲舒的建言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从而误以为在此之后，便是家弦《诗经》户诵《尚书》，一派热气腾腾的儒学景象。实际上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普遍影响是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汉文帝时首开端倪，武帝虽继此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至于儒家经典和思想融通以及全面的制度性建设与社会教化，到东汉时期才日臻完善，并为后世所继承。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除了在官学中得到尊崇之外，在皇室成员的教育方面也发挥很显著的作用。刘贺做昌邑王的时候，其师王式便是传授《鲁诗》的名家，而昌邑王刘贺自亦能“诵《诗》三百五篇”。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刘髆，初时系以少子为汉武帝所爱，故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来做他的“太傅”。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礼记》《孝经》在内的多种儒家典籍，与《汉书》这些记载相参照，反映出汉武帝以后，在皇家子弟的培养过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经成为教授的核心内容，而元、成二帝以后汉廷治国理念的转变，正是以此为重要基础；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齐论·知道》的社会文化背景。

那么，能不能仅依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儒家典籍来否定《汉书》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而去证明刘贺知书达理、循规蹈矩，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认为，因为刘贺性本“不好书术而乐逸游”，这些仁义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里空走了一趟而已，他并没有从中汲取营养，使之融入血液。前面提到的“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师王式，其实正是屡屡“以三百五篇”切谏主子，但刘贺的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昌邑王国的中尉王吉，是另一位修身谨严的贤人君子，同样引据《诗经》以谏阻刘贺的驱驰游猎行为，但这位公子哥儿却是“复放从自若”。《诗经》《孝经》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论语》也就同样无法在刘贺的身上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奇效。

前面提到的昌邑国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贺说《易》”之外，在对儒家学说的传承与弘布阐扬方面，还特别“以《诗》《论语》教授”。如此一来，在他的主子刘贺的墓室中发现《论语》，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无奈刘贺其人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导的结果，上面已经谈到，亦即这位藩王依然“放从自若”“终不改节”，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没有发生丝毫改变，甚至都没有装模作样地掩饰一下。

不过，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王吉当年向昌邑王刘贺“教授”的《论语》，海昏侯墓中发现的《齐论·知道》，就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王吉是西汉传授《齐论》最重要学者，他学的、讲的，都是《齐论》，自然会向昌邑国王刘贺讲授。在昭帝去世之后，霍光派人迎立刘贺为帝的时候，王吉审度时事，剀切劝告他对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个傀儡皇帝而已，其间就借用了《论语·阳货》的文句。

《汉书·艺文志》记载：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前文提到“王吉”，后面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唯王阳名家”，相互关联，王阳只能是指王吉。唐人颜师古曾解释道：“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王吉字子阳，其少时尝因学问而客居长安，所居里中即有谣谚以“王阳”相称，颜师古的解释，固然不误。但为什么王吉字“子阳”却被单称一个“阳”字？盖古人两字之名或单称其中一字，对“字”的称谓，也有同样的通例。

王吉在劝诫刘贺时曾借用《论语·阳货》的文句，其语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鲁论》则本来是“读天为夫”，今本“天”字系东汉末郑玄依据《古论》做的订正，而王吉所称述者则与《鲁论》不同，仍作“天”字。

郑玄虽然号称参考了《齐论》和《古论》，来为西汉成帝时人张禹以《鲁论》为主编成的《论语》作注，但依据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看法，他实际参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论》，并没有怎么利用《齐论》。武内义雄对比后世文献中残存的郑玄注文后指出，郑氏只注出《古论》的不同写法而没有提及《齐论》。因而，上述引文正显示出王吉教授的《齐论》与《鲁论》之间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论》的一致性。反过来看，这也是印证王吉所学《论语》文本系统的一个实例。

由此推测，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应直接出自西汉时期唯一以《齐论》名家的权威学者王吉。因而，我们应当予以关注的，不仅是久已失传的《知道》这一篇章重现于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书，是不是还有《齐论》的其他部分？由于其来源的权威性，若还发现有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对清晰、准确地认识《齐论》的面目，将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意义之重大，还不仅在文本来源的权威性上，而是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后世《论语》文本形成过程中对《齐论》取舍的一些具体情况。因为现存《论语》版本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成帝时人张禹编定的文，后又经郑玄刊改，而张禹版本来是师从夏侯建学习的《鲁论》，后来又转而师从王吉、庸生学习了《齐论》，所以能从《鲁论》为主且折中二本，“择善而从”，编成定本。

因此，张禹所学的《齐论》既然也是出自唯一此学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刘贺受学于王吉而写下的这部《论语》，应与张禹从王吉那里学到的《齐论》极为接近。这也就意味着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写本，应与张禹编定《论语》时所依据的《齐论》近乎一致，其文献学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了。

假如在今后的清理过程中，在《知道》和《问王》这两个《齐论》独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齐论》内容的话，实际上对我们认识《齐论》，认识《齐论》《鲁论》的传承渊源以及这两个系统文本与《古论》的关系，认识张禹、郑玄以后流传至今的《论语》文本，或许会有更为深刻同时也更富有学术内涵的意义。单单是《知道》一篇的发现，主要是可供我们了解《齐论》构成的内容，以及张禹、郑玄等人为什么对其弃而不用，价值有限，意义十分浅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