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孔孟荀)·宋明新儒学与“先秦儒学”研究

先秦儒学(孔孟荀)·宋明新儒学与“先秦儒学”研究

宋明新儒学或一般所称的“宋明理学”从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历时七百年之久。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性与天道，是孔门大弟子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高深的哲学。事实上，孔孟及先秦儒家对宇宙论、本体论讲得很少，宋明理学就对他们所提倡的仁、义、孝、悌等伦理思想提出本体论的证明，从而创造出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是在经学、佛学、道教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它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但中心思想仍然是孔子、孟子的学说。

理学家主要通过注释儒家经典，阐述理学思想。他们着重研究的有《易》、《春秋》、《诗》、《礼》，当然儒家经典中阐释最多的，则为《四书》，这是宋明理学的“先秦儒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自二程提倡《四书》，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之后，《四书》的地位高过《五经》，《四书》类的著作，汗牛充栋。

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办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这样做的。例如《论语集注》，除朱熹自己的注解之外，所引别人的注解基本上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论。开卷第一篇《学而》，共十六章，引二程十三处，引尹氏六处，谢氏三处，游氏三处，杨氏一处，胡氏、洪氏、吴氏、范氏各一处，张敬夫一处。第二篇《为政》，共二十四章，引二程十处，范氏五处，胡氏四处，其他周氏、吕氏、谢氏、陆氏、马氏各一处，张敬夫一处。第三篇《八佾》，共二十六章，引二程七处，引谢氏六处，杨氏、尹氏各五处，范氏四处，游氏、李氏、吴氏、黄氏、吕氏各一处，赵伯循一处。根据前三篇六十六章的统计，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门大弟子尹焞、谢良佐、游酢、杨时也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乙、主要引理学家对《论语》的解释和发挥，极少引宋以前的注家。丙、主要是发挥义理，不多在名物训诂上用工夫。这就清楚表明，朱熹注《论语》，乃是以理学家的言论思想，特别是二程及程门弟子的言论思想来解释《论语》。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论语》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辙，完全代替了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释。这是一个极可注意的特点。朱熹注《论语》，重在义理，不重训诂，抛开了汉儒注经的传统，这虽是宋儒解经的一般学风，但是朱熹走得更远。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特点。除《四书集注》外，朱熹还辑有《论孟精义》一书，其中 《论语》20卷，《孟子》 14卷，朱熹认为《论语》、《孟子》为儒家重要经典，“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自序)。所以在著成《四书集注》、《或问》后，又取二程、张载以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分条附列 《论》、《孟》之后，名之为 《论孟精义》，旨在发明程子学说。他说：“宋兴百年，河洛之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其于孔子孟氏之心盖异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发明二书之说，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使夫读者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进于此者而得之。其所以兴起斯文，开悟后学可谓至矣。”(自序)又引程子的话发明《论语》、《孟子》在义理之学中的地位：“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本书虽不及《四书集注》、《或问》精要，但朱熹自视甚重。围绕朱熹的《四书》研究，宋代又有真德秀和金履祥撰辑《四书集编》和《论语孟子集注考证》。真德秀早年从游于朱熹弟子詹体仁，对朱熹推崇备至，谓“巍巍紫阳，百代宗师”。德秀的《四书集编》博采朱熹之说，条列而分附于四书各章之后，以发明四书之意。间或附以自己心得创见以折衷讹异。自谓 “ 《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学者倘能潜心焉，则有余师矣。然又须先熟乎诸书，然后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朱熹《四书集注》以发明义理为主，而于事迹典故大多疏略;又立言简奥，辞约意广，学者往往不能领其精义。金履祥所撰《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实即《四书集注》中《论语》、《孟子》两书集注之疏，因宋赵顺孙已撰《四书纂疏》，故不名疏。考证仿《经典释文》之例，摘取经注及序说中的疑难字句，作考证疏释。对朱注的阐释，或揭明其出处;或引他人之说以证之。至于未定之说，折衷归一;不当之处，为之疏证; 精妙之义，发微演绎; 名物典故，考证尤多。

张栻是南宋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对先秦儒学有精深的研究，撰有《癸巳论语解》和 《癸巳孟子说》。张栻十分推尊《论语》，认为《论语》之书，孔子之言行，应当终身尽心习行。他说：“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尝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论语解自序》)所以张栻解《论语》不注重辞语训释，而意在发明知行本意，分章串解，以阐释义理为主。张栻与朱熹是好友，二人研讨《论语》，往复辩难，商订此书。《论语解》采纳朱熹部分意见，朱熹作《论语集注》，亦有采择张栻之说者。《孟子说》与《论语解》是姊妹篇，集中反映张栻的理学思想，主旨以二程性理之学为依归，分章串解义理。认为天命是理的本然状态，性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提出“同体异取”的命题。张栻折服于孟子的性善说和仁政说。

宋代自二程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抬高到和六经相同的地位，理学家无不重视这几部先秦经典。譬如，张载著有《论语说》、《孟子说》、《横渠孟子解》，张九成的《孟子传》、陈淳的《四书性理字义》。当然，宋代的儒学研究并不局限于理学的范围内，如邢昺的《论语正义》也可谓经典之作。邢昺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奉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改定皇侃旧疏而作新疏。邢疏“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四库提要》)，又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甚详，故能与何注并传”，“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正为程朱开其先路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由于邢疏义理及名物训诂皆胜于皇疏，故邢疏出而皇疏微。又如孙奭的 《孟子音义》和《孟子疏》。孙奭奉敕校定《孟子》赵岐注，发现唐张镒的《孟子音义》漏洞百出，丁公著的《孟子手音》伪谬时有。于是孙奭以赵注为底本，兼采二书音义之善，参考唐陆善经《孟子注》，“削异说之烦，证以字书，质诸经训，其疑滞备其阙遗，集成音义二卷”(《孟子音义序》)。《孟子疏》实为宋儒伪托，疏文胶柱赵岐之说，未能解释名物制度，亦未能刊正经注之伪舛阙遗，而于赵注之义多所未解，对赵注所引典故亦往往妄说。但伪疏也有疏解精善处。“如公都子回、告子曰章疏云云，形色天性章疏云云，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伪而蔑弃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 (陈澧 《东塾读书记》)。

自北宋兴起的理学，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这种哲学化的儒学，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自非汉唐时期的儒学所能比拟。可是，程朱理学直到朱熹去世之后才宣布开禁，到元代才将程朱的经传、集注列为试子程式，成为官学。至于程朱理学处于独尊的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则是在明朝建立以后的事。明初开国伊始，刘基、宋濂等一批近臣，与明太祖“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永乐年间，在明成祖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是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三书的颁行，标志着朱熹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所以顾炎武说：“儒臣本旨修《四书》、《五经大全》，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誉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明朝中期，儒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王守仁心学的崛起及王学的广泛传播。心学在朱熹的时代即有陆九渊开其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间差异之一是“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王阳明本其“知行合一”之说，坚决否认 “道问学”与“尊德性”可以歧而为二;阳明之后，王学末流虚言“良知”，尽废学问。心学一系对先秦儒学的研究不为世人所重，也是理所当然。不过刘宗周《论语学案》十卷，却值得一提。书中多引宋儒以及其师之说以证成己意。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笃信阳明之学，又能救正其失，对王学末流堕入禅学则深加针砭，反对悟“空”，主张 “孝”、“悌”即为人性之 “良知”、“良能”。本书为宗周之讲义记录，用语体白话直抒胸臆，故“其论不无纯驳”(《四库全书总目》)。刘宗周的思想对其弟子清初朴学大师黄宗羲影响甚深。

总的来说，尽管宋明理学继汉、唐经学而起，但宋明理学家们从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宣称直接继承尧、舜、周、孔，而鄙薄汉、唐经学，对于先秦儒学的研究，往往像陆九渊那样毫不韪言“六经注我”的学术风气，因此，严格来说在宋明理学家那儿只有对先秦儒学的发展，而无对先秦儒学的客观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