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建国以来对“通鉴学”的研究(论文)·关于司马光的研究

通鉴学·建国以来对“通鉴学”的研究(论文)·关于司马光的研究

司马光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争议不大。但是他诞生地点，早在南宋时就存在着四川郫县与光州光山县(河南今县)两种说法，前者依据的是南宋张行成撰写的《司马温公祠堂记》。陈培堃《司马光诞生于郫县》一文即根据张文《祠堂记》主张此说。而胡昭曦亦针对这种观点撰写《司马光诞生地考》，不同意郫县说，他认为郫县说系后人附会，并非事实。胡文指出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知光山县，司马光于同年十月诞生，其地只能是光山而不是郫县。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当时社会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关他的政治活动，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司马光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力求稳定，特别对王安石变法革新采取了排斥反对的态度。“文革”期间，学术研究受到政治的冲击，司马光的研究被追求现实的政治企图所取代，从而人为地贯以儒法斗争的儒家典型人物而遭到痛斥和批判，于是保守派、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落后势力的代表等称号便加在了他的头上。当时批判的焦点是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实行“元祐更化”，最终导致北宋走向灭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史学的研究工作重新走上正轨，极“左”思想受到遏制和批判，对司马光的研究逐渐转向到客观公允的学术方面，人们重新审视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及其活动，焦点仍然集中在他与王安石的关系上。不过论述的观点和思想态度则与“文革”期间大不相同了。以顾全芳先后撰写的《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与斗争》和《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为例，顾文认为王安石变法固然有其进步性，但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 而司马光反对王的变法有其保守错误之处，然而亦不乏合理因素，他所反对的均是新法中的缺点错误。他不同意将王安石和司马光划分成代表革新与守旧、代表中小地主与豪强大地主利益的两个派别，认为这种分法本身就是个错误。杨渭生进一步指出，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争论，只是在维护封建统治方法上的不同见解，不属于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和歧异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骆啸声在其文章《温公与荆公变法思想之比较》也持有同样观点。不过该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变法的总目的相同，具体的政治要求也一样，而且均源自孔孟之道，为什么会产生对抗呢?骆文的回答是：司马光的理财方针乃在于节流，不主开源;而王安石正与之相反，“致使二公由挚友变成政敌而意气用事了”。季平的《司马光对时局的认识》一文强调司马光在治理国政上不象王安石那样大兴猛革，而缓改稳进; 他认为王安石治国只考虑到能够治好的一面，而司马光除此外还能考虑到不能治好的一面，可谓老谋深算。他又在另一文里对王安石的“不恤人言”与司马光的“俯顺民心”进行了探索，认为前者实际上存在着对反对新法者的一切意见全盘否定的因素，司马光对封建政治的特点、方法、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俯顺民心”纵然有“假民心以行己意”之嫌，但为民请命毕竟对当时的民众有好处的(《王安石的“不恤人言”与司马光的“俯顺民心》)。顾全芳另一篇《司马光的务实精神》文章，赞扬司马光不图虚名、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说他既是理论的强者，更是行动的巨人。季平在《司马光的知人善任论述评》里称誉司马光任贤使能，进贤退不肖，这是他用人治国的一个好办法。也有的学者则批评司马光对客观形势的把握不如王安石敏锐，对待变法的问题更不如王安石那样果断，在用人上也欠眼光，其观点与季文完全不同(罗家祥：《司马光、王安石德才异同论》)。在因循与变革上，司马光反对激变式的革新，认为尊卑、强弱、贫富乃是天命，不可变更，只能做些局部修正。这样，在道的因循与变革问题上，司马光讲因循多，讲变革少，导致了他阻止新法的实施 (王菡： 《司马光论因循与变革》)。牛致功《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看〈资治通鉴〉的中心思想》一文批评司马光只注意统治阶级的活动，从根本上抹煞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只能从统治集团的少数人来谈历史上的“治”和“乱”，这就限制了他在政治活动中能力的发挥。

司马光的思想倾向，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他的思想既体现在哲学、政治方面，也体现在史学、经济乃至民族方面。由于学者们占有资料、理解视角的不同，对司马光思想认识和评论亦有歧异，甚至针锋相对。关于他的哲学思想，赵吉惠著文认为，司马光的哲学思想既有丰富的辩证观念、唯物思想，又杂有一定的唯心成份和循环论倾向。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也正是他政治态度上前期(曾主张改变旧制)与后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矛盾变化的反映，也是他所处社会地位双重身份的意识表现 ( 《论司马光的哲学思想》)。张知寒在《司马光哲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一文中除了强调他的唯物、辩证因素外，重点指出司马光到了晚年则思想趋于僵化，形而上学的观点变重，但并未做出解释。姚瀛艇的论文，重点论述了司马光的“天人观”，他总结其全部内容应当是：既承认社会意义上的“天”，又承认自然意义上的“天”;既强调天命，又强调人事;在自然意义方面，人力固然有所不及，但在社会意义方面，人力也还是大有可为的(《论司马光经学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仓修良与夏瑰琦合写的论文则具体地阐释了司马光的无神论思想。文章认为，司马光意识到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佛教、神鬼怪异乃至神道设教对于王朝稳固造成的危害，主张坚决摈弃和批判，这表现了司马光的唯物精神和政治家的胆识，而以往的研究对此则大大地忽略了(《司马光无神论思想剖析》)。关于司马光的历史观，杨渭生在指出其缺陷的前提下总体方面予以肯定，“礼治”构成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在关于治国政策、才德判别、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上，就当时历史条件而言，均有其进步合理的内容(《评司马光的历史观》)。宋衍申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第一，他继承了中国史学求“通”的传统，既求“通”，又求 “变”，这种“变”是稳健之“变”;第二，求实考信，表现在《通鉴》选材广泛，不求《春秋》笔法，不信虚诞，不书符瑞;第三，一部《通鉴》就是施行儒家教化的教材，“礼”是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核心;第四，宣扬英雄史观。文章最后强调应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切忌绝对化(《试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施丁的《两司马史学异同管窥》将司马光与司马迁进行对比，从写史、史观、史笔三个层面论述了二人的异同。作者总结道，二人各有长短，在历史编纂、历史观点、历史文学方面，司马迁略胜一筹，其原因乃在于他“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司马光要“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以历史为鉴戒，着重写政治史。司马迁对社会下层和君主专制体会较深，司马光接触上层，对社会政治重大问题关注颇多。司马迁信封建，但对君主专制有抵触情绪，信儒家但不独尊儒术;司马光则积极拥护封建专制，强调孔孟礼教，思想保守，非礼勿言。总的讲，他们二人一个“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一个为封建帝王统治做参谋，以历史为鉴，是正统的史学家。杨翼骧和崔凡芝很关注司马光治学的精神和态度，前者撰写了《应当继承司马光认真负责的精神》一文，强调：“司马光在洛阳15年，把全部精力倾注在《通鉴》的编写工作上，等到全书修成的时候，他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已，神识衰耗’了!试问：历代史书的主编，能有几个认真负责达到这等鞠躬尽瘁的程度?”后者着重分析了司马光认真秉诚的原因，认为他自幼便接受了敦诚笃实的教育，培养成一种顽强求实的精神，这对以后成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崔凡芝：《谈司马光的治学》)。此外，宋衍申也对司马光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宋文指出，司马光在这个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老百姓的生活及生产的发展，之后再求国力的增强。他反对王安石的某些经济主张并非没有道理，而是在深思熟虑中提出的见解，决不应用“顽固”、“保守”这些字眼去否定(《评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关于司马光的民族观，黄君萍著文《漫评司马光的民族思想》为司马光在这方面受到不公平的评议辩驳，认为“不避强，不凌弱”是他民族思想的核心，“务实”是他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笃行 “信义”则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司马光又提出“交邻以信”，反对欺凌四边或动辄使用武力的作法。木芹的《试论司马光的民族观》一文肯定司马光冲破了狭隘的偏见，对中原和边地政权不尊此而卑彼，一视同仁，将“四海混一”或“天下离析”视作一个整体的统一国家或是分裂中的状态，向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吴光耀《站在反战前列的主和派司马光》一文着重探讨了司马光在处理北宋与西夏关系中的立场态度，在上述思想支配下，他认识到西边用兵祸国殃民，对宋朝不利，力主和好，反对战争。司马光的行为，表明他在政治上远见卓识，他不愧是北宋一位有政见有影响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