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学·富国学的酝酿——殷商至战国初年·古代文献中的重农裕民观念

富国学·富国学的酝酿——殷商至战国初年·古代文献中的重农裕民观念

虽则富国学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学说思想晚至战国中后期才出现，但构成富国学的若干重要观念和重农、富民、对农商关系的认识等，则在历史上早就有了，这些思想观念乃是富国学的思想渊源。

在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受年”“受黍”“黍年”的占卜与“观黍”“省田”的记载。《尚书》也有“播时百谷” (《舜典》)，“稷降播种，农殖嘉谷” ( 《吕刑》) 的说法。《诗经》 上则有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和“自古有年”的诗句。周公告诫统治者“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 (《尚书·无逸》)。《尚书·洪范》农用八政中头两项即是“一曰食，二曰货”，表明了对粮食生产和布帛货币供应在治国安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些都是殷周时期重视农业生产的史实，也是经济思想上最早的重农观念。这一时期重农观念较完整的一段资料是西周末年虢文公对周宣王的一段谏议：“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国语·周语上》)与这种重农观念相联系，人们对天时、土地、劳动等要素在农事活动中的作用也有了认识和初步的分析。时间因素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农时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易经》上有“时大矣哉!”《尚书》有“敬授民时”和“食哉惟时”的观点。到春秋时发展为“无夺农时”这一明确的口号。《左传》有“时用民，欲无犯时”(成公十八年)的说法。管仲进一步将这一口号与富民联系起来，说“无夺农时则百姓富”(《国语·齐语》)。另一个要素是土地。人们对土地的重要性和土地的美恶同农业收获量的关系已有深刻理解：“土爰稼穑”(《尚书·洪范》);土地的分配则应“以地之媺恶为之等”(《周礼·司徒》)。人们对于不同的土壤性质适合于不同作物生长的规律已有认识：“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周礼·大司徒》)并总结出“相其宜而为之种”这一重要经验。对劳动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也有了初步认识：“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尚书·盘庚上》)，“力畋尔田”(《多方》)。《左传》说“其庶人力于农穑”(襄公九年)。对于生产工具的作用也注意到了，《周礼》有“以时器劝甿”的说法，《周易·系辞下》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人们已懂得施肥，而且认识到不同的土壤须施不同肥料，即所谓 “粪种” ( 《周礼·司徒》)。

当时重农但并不轻工商。人们认识到商品交易的作用是使人“各得其所”(《系辞下》)。“懋迁有无化居，丞民乃料(安定)”(《尚书·益稷》)。西周时为了鼓励商业发展，还规定商旅“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的优惠政策(《逸周书·大聚》)。主张使农虞工商全面发展，各自发挥作用：“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周礼·冢宰》)。直至春秋时期这一农工商并重的传统仍未改变：“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利器明德，以厚民生” ( 《左传》)。

西周统治者鉴于牧野之战中“纣卒易乡”(《荀子·儒效》)而殷亡的教训，深感“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产生了裕民保民的思想：“乃由裕民”(《康诰》)，“惠于万民”(《大克鼎》)，“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人们已将轻征同裕民联系在一起： “轻其征赋，裕其众庶 (《国语·吴语》)，《周礼》还提出了“安富”的思想：“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大司徒》)发展生产的目的在于富民养民，成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宝贵传统。当然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民本身，而是从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这些观念后来大部分被纳入富国学的思想体系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