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艺术·儒学与中国戏剧·尽善尽美的戏剧人格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儒学与中国艺术·儒学与中国戏剧·尽善尽美的戏剧人格

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人格精神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提炼,能够集中地体现整个民族所崇尚的品格内含。受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这些品格又主要产生于儒学所确立的为人标准。比如,仁、义、礼、智、信,集合于一人之身,就是完美的人格。体现在戏剧人物身上,则更加形象化、具体化,诸如忠恕之德、忠勇精神、成人之美、舍己为公等等,都是戏剧常咏常新的人性美德。

早在戏剧的雏形时期,表现人物的人格精神就已经被人们所重视。在唐代具有戏剧情节的歌舞戏《兰陵王》中,就已经开始注重戏剧主人公性格、品质的塑造。英俊的兰陵王作战时总是戴一个狰狞的面具,以威慑敌人,他勇猛无比,战功赫赫,深受人们爱戴。作为艺术人物,他的魅力主要就在于其完美的戏剧人格。

到戏剧的成熟期人格精神更为完善。元杂剧《单刀会》中的英雄关羽大义大勇、足智多谋。关汉卿笔下的关羽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信念,面对强敌,一往无前;身处险境,却能克敌制胜。充满激情的大量虚构和艺术再创造,使得忠勇的关羽和关羽的忠勇,更加契合广大民众心中英雄及英雄品格的标准。而这样的一个关羽既是历史的,又是理想的,更是通过历史与理想的结合而产生的能够诠释理念和规范的楷模。

《赵氏孤儿》这出世界性的悲剧,魅力不仅在于其历史题材的慷慨激越,更在于戏剧再创造的动人心魄。这种动人心魄包含着戏剧冲突的多重构成、善恶较量的曲折演进、道德精神的步步升华。程婴、公孙杵臼、韩厥这些为忠为义而牺牲自我的人,都在显示着一种完美人格的标准。

元杂剧水浒戏《李逵负荆》取李逵误解宋江、鲁智深的一段故事,突现梁山好汉的品格。李逵路经梁山下杏花庄一酒店,听说店主女儿被两个冒充宋江、鲁智深的强贼掠走,气愤至极,赶回山寨大闹忠义堂,要求宋、鲁二人去酒店认罪。当误会解除后,李逵因事先立了军令状,必须履行诺言。正欲拔剑自刎时,捉拿强贼的机会使得他立功恕罪,最终得到了宽恕。李逵的品格中包含着急公好义、疾恶如仇、闻过则喜、知错就改等可贵方面,也是一种理想的标准人格。

与前几出的内容构成不同,《救风尘》中有着永久生命力的是女主人公赵盼儿身上表现的仗义和智慧。仗义支撑的是戏剧内容,而智慧则支撑了戏剧的形式成分。真假连环的情节、公认的喜剧美感等这些形式因素,都与作者赋予人物的智慧有着必然的联系。

《董解元西厢记》(明适适子刻本)

传奇作品利用其篇幅较长的特点,就更能够全面地展示人物的精神境界。李玉《清忠谱》中的周顺昌也是一个“清忠风世”的大忠臣,其年代、背景、经历都变了,而传统观念中的忠臣人格内含并不变。在善恶忠奸的较量中,忠臣品格是不能变质的。周顺昌清廉正直、坚贞不屈,为反抗太监专权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桃花扇》女主人公李香君人格中的正义和气节,集中了汉民族生存信念中的精髓。爱情情节的戏剧结构作为载体,反映世事变迁中的人性美丑。爱情线索发展到尽头,便是李香君精神世界的全面彻底的展示,也是人物品格最显光芒之处。

于国家与民族的忧患之中体现崇高人格之外,更多的人物品格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中显现的。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品“荆、刘、拜、杀”中的《荆钗记》是一个关于仁、义、信品格兼备的故事。清贫书生王十朋以一支荆钗为聘礼,娶钱玉莲为妻,婚后俩人感情笃深。王赴京科考高中状元后,因拒绝万俟宰相招婿要求而被派往边远地区为官,与家人音信也被截断。钱玉莲迫于土豪逼婚、后母逼嫁的压力,投江自尽,幸得善救。王十朋闻妻子投江而死之讯,临江设祭,发誓终生不再娶。他为官清正,颇受百姓拥戴;擢升后,不忘接老母以尽孝心。最后,荆钗重现,夫妻终得团圆。王十朋自始至终是一个品行规范的人,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做人的典范,他的人格力量隐含于情节的起伏当中,在其生活经历中被烘托出来。

弋阳腔剧目《珍珠记》同样是将品格融进一对夫妻悲欢离合的故事中。软弱而幸运的书生高文举得到富翁王百万的帮助,不仅还清了官银,还与王女金真结为夫妇。高文举上京赶考,王金真将一颗珍珠一剖为二,作为各执一半的信物。高考重状元后无力反抗宰相温阁的逼迫,被招为婿。他写给家中的信被温小姐改成了休书。王金真上京寻夫,却被温氏拷打,并削去头发,罚入后院为奴。在温家老仆的帮助下,王将半粒珍珠放入她做的点心中。高见信物,与妻子在书馆秘密重逢,但他不敢公开反抗,只能让王逃走,向包公求助。包拯审清事因,奏明皇帝。皇帝下旨降温阁官,并允许王金真处罚温氏。王饶恕了温氏,高、王、温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高的忠诚由于总是被软弱所羁绊,因而较之王的坚韧,则显得底气不足,后者的人格力量更易被接受。情节里虽有包公断案,但在此剧中已成为宣扬王法秩序的确切图解,倒也符合纲常教化的戏剧目的。

爱情主题的戏剧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而显著的位置,各作品情节、人物、背景不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的潜台词:成人之美。

孔子“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的学说被后人继承、发挥、扩展,与其说成为一种思想,勿宁说是一项为善的行为准则。它植根于儒家的人本主义,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观念。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红娘无疑是成人之美思想最典型的代表和最充分的实践者。她的行为中包含了忠诚、尽责和急他人所急等内容,她的人格与作用甚至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以至于后世的许多婚姻爱情戏都有一个类似红娘的婢女来穿针引线,作用常常是举足轻重的。

当然,成人之美的表现方式不可能都是红娘式的,更多的情形是作者通过戏剧故事所传达的观念和美好愿望。因此,这类戏中贯穿的人文精髓是一致的,愿天下有情的人终成眷属—这一饱含人性的千古祝愿,就是它们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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