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关于《徐霞客游记》的研究·学术价值研究

徐学·关于《徐霞客游记》的研究·学术价值研究

1.对自然地理贡献的研究

(1)地貌

A.岩溶地貌

侯仁之指出，现存《游记》的绝大部分，是关于西南广大石灰岩地区的描述，实际上这也就是全世界最早的有关如此广大地区的石灰岩地貌特征的最详细、最忠实的考察记录(《徐霞客——石灰岩地貌考察的先驱》，《人民日报》1961年4月9日)。缪钟灵指出，徐霞客由粤西经黔南穿黔中至滇东，饱览了我国重要的岩溶地区，对三个地区的不同岩溶地貌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其结论大体符合现代对这三个地区地貌划分的认识 ( 《徐霞客游贵州》，《地理知识》1979年4期)。褚绍唐认为，徐霞客在岩溶地貌学上的贡献有三：首先，他十分贴切生动地描述出石芽、溶沟、峰林、溶洞、石钟乳、石笋、石柱等各种岩溶地貌的基本特征;其次，对各种岩溶地貌进行了科学的类比，考察其变化规律;再次，在岩溶地貌考察中，通过各种现象的仔细观察，试图寻找其形成原因和规律性 (《徐霞客在岩溶地貌上的卓越贡献》，《地理知识》1984年3期)。曾昭璇认为，徐霞客对我国岩溶地形研究的贡献，一是订定各种岩溶地形的类型，二是分析和总结西南地区岩溶地形的特征，特别是指出我国西南地区峰林区及其范围，指出峰林石山的区域差别，并分成三大区域(《徐霞客对我国喀斯特地形研究的贡献》，《自然杂志》1987年1期)。任美锷认为，徐霞客的贡献一是在岩溶发育机制方面，指出了流水侵蚀和重力作用在岩溶地貌形成中的意义，二是在热带岩溶方面，详细描述了峰林的形态，并精确记载了峰林在我国的分布，三是在洞穴学方面，精确记述了许多洞穴(《徐霞客对世界岩溶学的贡献》，载《徐霞客研究文集》)。朱德浩、朱学稳提出，徐霞客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世界上最早对热带岩溶峰林地貌进行了大范围考察，二是对热带亚热带岩溶区的种类繁多的岩溶形态有准确、细致的描述，三是正确认识到以桂林山水为代表的热带岩溶峰林地貌的本质特征，四是正确认识到我国西南地区峰林地貌 (包括峰丛和峰林) 的分布范围，五是对岩溶区的水文地质现象有详细记载并作出精彩的判断和分析(《徐霞客对岩溶学和洞穴学的贡献及其在世界岩溶科学史中的地位》，载《徐霞客研究文集》)。唐锡仁、杨文衡认为，徐霞客对石芽、溶沟、岩溶裂隙、落水洞、漏斗、竖井、溶蚀洼地、岩溶槽谷、岩溶盆地、盲谷、干谷、岩溶嶂谷、岩溶天窗、天生桥、岩溶湖、岩溶泉、峰林、孤峰、岩洞、穿山、溶帽山等地表岩溶现象，以及溶洞、洞穴堆积、地下河、地下湖、洞穴瀑布等地下岩溶现象，都有精彩的描述，对西南大面积岩溶地貌分布有正确的认识，观察并记述了岩溶地貌的地区差异，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他的认识不但超过了前人，也超过了当时的西方世界(《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一节)。

岩洞的发育是岩溶地貌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近些年洞穴学的快速发展，徐霞客这方面的成就越来越受到重视。杨文衡指出，徐霞客对岩溶洞穴研究的贡献中，涉及面甚广，其中包括洞口朝向、洞穴大小、洞穴类型及形态结构、洞穴堆积物、洞穴水文、洞穴生物、洞穴气候、洞穴音响、洞穴考古、洞穴利用等的描述，以及有关洞穴成因的探索(《徐霞客对我国古代岩溶洞穴研究的贡献》，《中国岩溶》2卷2期，1983年)。王家骏指出，洞穴测量是洞穴研究的基础，徐霞客每历一洞，必先进行全面测量，包括洞口位置、高程的勘定，洞穴长度、宽度、高度的丈量，地下河、湖深度、面积的估算，地下通道走向、起伏、曲折的描述，底穴潜通的判断等，测量结果惊人的准确(《徐霞客：洞穴学研究的先驱》，《地理知识》1987年1期)。曾昭璇认为，徐霞客在洞穴研究方面的贡献，一是订定洞穴的类型，二是订定洞穴内灰华堆积地形(《徐霞客对我国喀斯特地形研究的贡献》)。张莫骏指出，徐霞客指出一些洞穴现象的规律，对某些洞穴现象进行了科学解释，特别重视洞穴形态，重视对洞穴的利用(《〈徐霞客游记〉中对洞穴形态的观察与记述的科学意义》，载《徐霞客研究文集》)。

B.流水地貌

高咏源在《我国古代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的认识》 (《地理知识》1954年7期)、侯仁之在《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中，均曾指出，徐霞客以福建宁洋溪和建溪为例，说明河床坡度和侵蚀力量强弱的关系，阐明河流的侵蚀作用。潘凤英《徐霞客考察流水地貌的贡献》(《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2期)专门阐述了徐霞客在流水地貌方面的成就。鞠继武在《徐霞客在地貌学上的贡献》(载《徐霞客研究文集》)中认为，徐霞客在流水地貌学上的贡献，一是阐述了流水作用，二是描绘了流水地貌。杨作民在《试论徐霞客在考察流水和岩溶地貌的卓越贡献》(《北京师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1987年4期) 中指出，徐霞客仔细观察水流的运动特性，把自然界各现象内在地联系起来思考，从而对流水的侵蚀作用和它所塑造的地貌，有了深入的认识。关于侵蚀作用，徐霞客首创了 “水捣”、“水漱”、“水啮”、“水蚀”等名词，把流水的侵蚀作用分为下蚀和侧蚀两种。流水塑造的地貌类型多种多样，《游记》中涉及到的中小型地貌类型，主要是河床、河谷等类型，对河床地貌中的“矶”、“觜”、“滩”、“洲”的描述，符合现代地貌学的观点。河谷处于不同的发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可区分为隘谷、嶂谷和峡谷等类型，徐霞客对嶂谷、峡谷的分布地点、成因和形态特征，有深入、仔细地观察描述。徐霞客对比了宁洋溪和建溪的发源地、高程和流程长短，提出了河流侵蚀强度与河流的流程长短成反比，与分水岭的高程、比例大小成正比的科学分析。唐锡仁、杨文衡指出，在流水侵蚀作用方面，徐霞客指出了流水侵蚀力量的大小与流速有关，而流速又跟河床坡度有关，并指出了河流的侧蚀作用;在流水侵蚀地貌方面，徐霞客描述了涧、泷、隘谷、溪、壶穴、瀑布、峡谷、曲流、不对称河谷等的特征;在流水堆积地貌方面，徐霞客对险滩、心滩、江心洲进行了记述(《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一节)。

C.山地地貌

秦子卿指出，徐霞客对山脉的观念，已不受政区的限制，而是从地理景观方面去研究自然，这就意味着他对天山、阿尔泰山等贯通中外的山脉已有所认识; 尽管徐霞客研究中国的山脉系统是以各条主要江河的分水岭去探讨山脉之来去，但这一点不能苛求于他，直到康熙年间，测绘中国地图的西方传教士雷孝思等人仍是这样做的(《试论徐霞客关于中国山脉系统的研究》，《江海学刊》1984年6期)。赵建黎认为，徐霞客对山地研究总是细致研究山势、山脉走向、物质组成和分布规律，对山地自然要素如山地气候、山地植物地理、山地动物地理等进行了详密的观察和研究，留下大量珍贵资料 (《徐霞客与山地研究》，《青年地理学家》3卷1期)。唐锡仁、杨文衡指出，徐霞客对山地地貌的论述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山岳形态、山脉、山带、山系、单个山地地貌形态(《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一节)。马乃喜指出，徐霞客对华山石质山地山貌与华山北边孟塬一带黄土地貌作了真实记录(《徐霞客在陕西华山一带的地理考察活动》，《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85年3期)。褚绍唐、洪建新指出，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将粤西地形分为石山地形和土山地形两类，并勾划了广西五个不同的石山地形分区(《徐霞客在广西的考察工作》，载《徐霞客研究文集》)。

D.红层地貌、火山地貌

红层地貌是指中生代，特别是从侏罗纪到早第三纪的陆相红色岩系，包括砾岩、砂岩和页岩。唐锡仁、杨文衡指出，徐霞客对红层地貌有很正确的描述，该地貌的几个特征都提到了：第一，岩石是红色的砾岩、砂岩和页岩，第二，冈丘顶部高度一般低于四周其他岩石所构成的山地，第三，地形形态奇特，被称为假岩溶(《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刘国成指出，徐霞客踏察了江南大部分砂岩名山，对砂岩峰、石，砂岩崖壁，砂岩苍谷、围谷，砂岩岩洞进行了描述，留下宝贵资料(《徐霞客对丹霞地貌的描述》，《地理知识》1987年1期)。

唐锡仁、杨文衡指出，在我国古代，对火山地貌作实地观察并以生动文笔进行形态描述的，徐霞客是最早的一个(《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一节)。潘凤英指出，《游记》中有关火山的记载，一是腾冲附近的火山分布，二是腾冲附近的火口湖，三是打鹰山、半箇山的组成物质(《〈徐霞客游记〉中的火山和地热资料》，载《徐霞客研究文集》)。

(2) 水文

A.河流水文

唐锡仁、杨文衡指出，徐霞客记载的河流水文包括河流的流域范围、水系、河流的大小、河水的流速、河水的含沙量、河水流量的变化、河水水质、分水岭、伏流、地形与水文的关系、河床的地区差异等，并按上述类别，对《游记》中的资料进行了分析论述( 《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二节)。

丁文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认为徐霞客在地理上的重大发现有五项：南、北盘江之源流;澜沧江、潞江之出路;枯柯河之出路及碧溪江之上流;大盈、龙川、大金沙江三江之分合经流;江源。对此，谭其骧在《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载《地理学家徐霞客》)中加以辨正，认为只有最不重要之第三项(枯柯河出路及碧溪江上流)才是匡正前人的发现，其余四项皆不能说是徐霞客的新发现。就江源而言，徐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但前人之所以无以金沙江为江源者，是不敢改易《禹贡》“岷山导江”的说法。其后，谭其骧的说法几乎成为定论，但徐霞客确定江源的功绩，仍有多人为文赞扬。如褚绍唐、吴应寿指出，徐霞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论证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被认为不可动摇的《禹贡》“岷山导江”说的定论(《徐霞客游记·前言》)。孙仲明认为，徐霞客弄清了金沙江、岷江、大渡河三者的水系脉络，首次提出金沙江是长江江源，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徐霞客〈溯江纪源〉在地理科学上的贡献与影响》，《地理科学》1986年1期)。近年朱亚宗从科技发现权的角度，重申徐霞客是江源的发现者，指出徐霞客在对长江上游水系的了解上，虽然并未超过前人，但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明确地意识到了一个评判江源的简单原则——以水流最远的支流为正源，并从这一原则出发，确立金沙江是长江正源的新说(《徐霞客是长江正源的发现者——谭其骧对丁文江辨正之辨正》，《自然科学史研究》10卷2期，1991年)。洪建新还对徐霞客是否出石门，履金沙，对江源进行实地探察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完全是有可能的(《徐霞客对长江探源的研究》，载《徐霞客研究》)。朱惠荣也撰文探讨了徐霞客是怎样探长江源，在哪里探长江源的(《徐霞客探长江源》，《历史地理》第九辑，1990年)。

关于北盘江的源流，以前论者根据通行本《游记》崇祯十五年七月十九日记中说“北盘之水，发源杨林海子”及《盘江考》中的记述，认为徐霞客完全错了。周宁霞等根据季抄本指出，有的错误是后来整理者改出来的，季抄本中有两处都正确地指出北盘江发源曲靖东山之北，但在通行本中一处被删去，一处改为“发源杨林海子”(《〈徐霞客游记〉原始抄本的发现与探讨》)。王妙华认为，徐霞客在《盘江考》中的论述，不少地方是很正确的，但也有一些较明显的错误。如认为南盘江为右江上游，这是沿袭明人普遍的错误; 又如杨林海子水其实是入牛栏下长江，徐霞客误以为是下可渡河为北盘江上游。学术界普遍认为在盘江源问题上徐霞客纠正了 《大明一统志》中的错误，王妙华将《盘江考》与《一统志》对勘，发现了一些令人疑惑不解之处：第一，徐霞客说“《一统志》谓南、北二盘，俱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等，其实《一统志》并无此说法，因何生此误?第二，《一统志》并未直陈南宁合江镇为南、北盘相合处，而徐霞客则指为其“最误处”，此种指责是否合理?第三，丁丑九月二十四日所记南、北盘江会于平伐横山寨一段评论，是非常重要的见解，为何不见于《盘江考》中?王妙华对此提出几种可能性解释，但非定论(《徐霞客〈盘江考〉辨析》，《地理科学》7卷3期，1987年)。

B.湖泊、沼泽、泉水

唐锡仁、杨文衡指出，徐霞客在《游记》中记载的湖泊，有的叫湖，如西湖、鄱阳湖、抚仙湖;有的叫海或海子，如洱海、青海子;有的叫池，如滇池、矣邦池;有的叫塘，如大塘;有的叫潭，如坪头潭。按其成因，有构造湖、堰塞湖、岩溶湖、人工湖等。按泄水情况，有排水湖和非排水湖。徐霞客关于湖泊的论述，主要是湖泊水文、湖泊成因两方面内容。徐霞客还是我国最早对沼泽的物理性状、水文特征进行详细描述的人，他对沼泽的称呼一般是“沮洳”，只有个别沿用“湖”或“干海子”等旧名。《游记》中，记载泉水约八十三例，其中冷水泉三十五例，地下热水二十例，盐泉二十八例(《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二节)。

徐霞客对地热资源的记载很受重视。北大地质地理系地热组指出，徐霞客对硫磺矿、澡塘河、瑞滇腊辛街、大洞黄坡等地的地热显示记述得很详尽，当时还没有温度计，但他对地热蒸汽和热水的温度高低记载得很有分寸，可以说是十分准确的定性描述(《徐霞客——腾冲地热考察的先驱》，《地理知识》1975年5期)。潘凤英指出，徐霞客按水温高低，将地热区分为热、沸泉与温泉二类，并对古人利用地热情况(如沐浴、治病和烹饪、提取矿物)进行了记载(《〈徐霞客游记〉中的火山和地热资料》)。秦子卿指出，《游记》中有不少资料，说明古人利用地热情况，如利用地热为生产、生活服务，促进医疗卫生工作 (《徐霞客对地热的考察》，《百科知识》1979年5期)。

(3) 生物

黄秉维指出，植物地理学可区分为两门，研究植物与环境关系者称为生态植物地理，研究植物种属分布者称为区系植物地理，他分类排列了《游记》中有关植物地理的资料 (《霞客游记中之植物地理资料》，载《地理学家徐霞客》)。熊忠英指出，《游记》揭示了植被与环境的关系，纬度与地形影响气温，因此影响花卉开放的早晚，坡向影响植被的分布，纬度高低影响植物的疏密(《旅行家徐霞客》，《旅行家》1955年2期)。华钟认为，徐霞客对于植物的垂直地带性与水平地带性规律均有明确的认识与记述，知道海拔高度越大，纬度位置越高，均影响植物生长发育，这些物候学原理，他不仅知其现象，而且正确论述了其成因，这比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发现山上植物的分布成垂直地带性的现象早两个多世纪(《评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刘茂真指出，徐霞客不仅认识光、热、水、土壤、地貌等自然因素影响植物的生长，还认识到森林能改变气候(《徐霞客考察广西地理的贡献》，《南宁师院学报》1981年2期)。杨文衡认为，徐霞客不仅仅求奇于植物，而且注意观察植物的形态特征，并对其根、茎、叶、花、果等部分加以描述，他十分注意考察各地的植被状况，力求知其所以然，在植物和环境的关系的研究方面作出重大成就(《徐霞客和他的植物考察》，《植物杂志》1984年3期;《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三节)。

唐锡仁、杨文衡指出，徐霞客对各地动物的种类和分布都注意观察和记录，积累了一些动物地理的知识，对今天研究四百年来我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历史变迁，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同上书)。

(4)气候

朱明道、吴建华指出，《游记》中记载的两次成功的天气预报有依据，有分析，有验证，对今天的气象预报工作者说来是有参考价值的; 徐霞客考察到的万年冰和盛暑雪，填补了我国东部太行山区的现代小冰期记录; 发现象栖息地在贵州新铺和云南顺宁，比当前西双版纳的象栖息地要偏北和偏东，表明象栖息地随着大范围气温的递降是阶段性逐次南移的;对黄山遇雪的记录，可看到现代小冰期盛期内的雪景强度;对闽中以雪为奇和得之春末尤奇的记述，说明东南沿海地区降温期内雨雪频繁的特征; 对安徽休宁白岳山麓雨淞的描述逼真清晰; 对滇东降雨降温天气过程的刻画极其细腻; 通过广西龙茗冬季可种冬瓜推论近日暖、远日寒的道理;论述了山谷川原，候同气异;描述了地形对降雨的影响(《〈徐霞客游记〉中的气象与气候著述今释》，载《徐霞客研究文集》)。于希贤认为，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系统提出了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模式是以大雪奇寒冷期为主要标志的，并提出十七世纪冷期，通过分析《游记》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到，十七世纪冷期出现的时间比竺可桢研究的结果约早半个多世纪，摆动范围也不像竺可桢所说的只有1—2℃，实际上冷暖变幅大得多(《徐霞客对十七世纪大雪奇寒记载研究》，《地理研究》1993年3期)。

2.对人文地理贡献的研究

(1) 地名学

徐兆奎指出，《游记》所载地名，多达万条以上，徐霞客还不惮烦顼地对一些地名进行解释，述其渊源，别其同异，正其讹误或考定地望，对当前有关各地的地名普查与编纂地名图、录等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并且在地理沿革方面，有的叙述周详，足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因而《游记》是有关地名研究方面的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徐霞客在地名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地名知识》1985年1期)。鞠继武认为，《游记》中的地名学资料，涉及地名地源、含义、结构及演变等方面，有些是反映自然地理实体的，有些是反映人文地理实体的，他分为按地理位置和地理形势、地形特征、水文特征、植被特征、动物分布、历史人事活动、历史事件、农作物分布、居民职业、劳动方式、神话传说、政区建置等十二类命名方式，举例说明了徐霞客对地名地源的解释(《〈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学资料》，《地名知识》1987年1期)。吴金山探讨了徐霞客关于地名命名原则，认为徐霞客表现出强烈的美学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地名的趋雅避俗、务实尚美的态度，并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地名主人(《徐霞客关于地名命名的美学追求》，《地名丛刊》1987年6期)。

周宁霞等踏勘了徐霞客桂东南和桂西南游程，把复核《游记》地名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发现徐霞客是从吴语语系中选择了和粤语语音最为切近的字，来记载行经地名的(《徐霞客桂东南游程踏勘记》，《社会科学》1983年8期;《踏勘徐霞客桂西南游程》，《学术论坛》1985年6期)。王天石给《黔游日记》中的130多处地名标注了今地(《〈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地名释》，《贵图学刊》1983年3期)，朱爱美、邓宏则对照地形图，查找了徐霞客黔游路线上的所有地名，作出 《徐霞客黔游路线古今地名对照图》(《徐霞客黔游路线地名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3期)。杨文衡、胡邦波、汪前进对照了游五台山、恒山两篇日记中的84个地名，发现与今名一致的有54个，不一致的有30个，不一致的原因，有历史上环境的变迁、语言的隔阂、书写的错误等 (《沿徐霞客路线考察五台山、恒山记》，载《徐霞客研究文集》)。

(2) 旅游地理学

秦权人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游记》中丰富的旅游地理学内容，并指出在当前情况下利用《游记》来发展旅游地理学的重要性(《学习徐霞客精神，发展旅游地理学》，《广西师院学报》1987年1期)。徐建春指出，徐霞客在自然旅游资源考察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名山奇峰、丽水碧湖、奇石异洞、流泉飞瀑、生物资源的生动描绘(《徐霞客对旅游资源的考察研究》，《浙江学刊》1988年2期)。周高海、向笛楼认为，徐霞客对湘东南地区的各种自然地理现象进行了精细描绘，特别是对旅游资源成功的考察与研究，留给后人一份珍贵遗产(《〈楚游日记〉与湖南旅游资源及其开发设想》，《经济地理》 11卷4期，1991年)。吴金山指出，徐霞客提出了 “天趣”之说，崇尚自然美，强调天然风光在形态、色彩以及相互配合协调方面所形成的佳景和魅力;他称颂“神构”，主张人类对自然风景的加工，主要是建筑设施，应当与自然景物的天趣相协调、相映衬，为自然环境锦上添花;他记述了旅游资源遭到人为破坏情况，并提出了保护旅游资源的对策(《天趣·神构·国禁——徐霞客对于旅游资源的认识》，《人文地理》1993年3期)。

(3) 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

于希贤指出，《游记》是300多年前忠实、准确、生动地描述当时地理景观的丰富宝藏，根据《游记》可以像考古学家复原古器物一样，把某些地区300年前的景观复原出来，进而用之与今天的地理景观进行比较，以找出历史时期地理景观变化的过程与规律;《游记》记载了大量有关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历史时期湖泊分布、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民族地理等历史地理学问题，是当前开展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徐霞客游记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科学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

吴奈夫指出，地方志是旅游、考察的指南读物，徐霞客出游前和在旅途中十分注意搜集各地的方志以供使用，为他提供了极大方便。徐霞客在地理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方志记载的大量错误，而且还针对明代方志编纂中的弊病，提出了若干修志要旨，并直接参加修志实践，纂修了《鸡足山志》，为我国古代方志编纂事业作出了贡献(《徐霞客与地方志》，《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3期)。

(4) 聚落地理学

金其铭指出，在历代史书的地理志中，有关古代聚落、特别是农村聚落的内容是很少的，《游记》却保存了丰富的农村聚落记述，诸如聚落名称及方位、村镇间道里状况及其远近、聚落位置、聚落规模、聚落形态及聚落内部结构、房屋建筑的地域差异、集镇、聚落职能、聚落居民的风俗和生活习惯等内容，均有记载，且真实确切，无荒诞无稽之语，可见徐霞客对聚落地理的考察，已开始摆脱单纯地理描述和解释原因的阶段，带有某种程度的建议和设想，按现代的观点，即试图使聚落地理的研究用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徐霞客对聚落地理的考察》，载《徐霞客研究文集》)。

(5) 美学地理学

高咏源指出，美学地理学是联系《游记》的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桥梁，《游记》始终贯串着美学地理学这条线，内容极其丰富，举其大者有四，一是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自然美比较，二是造型地貌的自然美，三是色彩美，四是日光美;徐霞客提出了自己的美学理论，提出“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传之而景别”，认为自然美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主体的情感活动与对象的感性形式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有在主观感受与客观对象溶化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构成意境 (《〈徐霞客游记〉的美学地理学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6卷4期，1987年)。

(6)社会生活

周宁霞、吴应寿、褚绍唐认为《游记》展现了明末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画卷(《〈徐霞客游记〉原始抄本的发现与探讨》)，龙震球则疏理了徐霞客对明末湘东南地区社会生活的记述 (《徐霞客〈楚游日记〉纵横谈》，《零陵师专学报》1985年2期)。朱惠荣认为，《游记》是历史记录，对农业、手工业、商业、民族、政治、统治阶级腐朽生活、人民生活、农民起义、宗教、文物等均有记述(《徐霞客游记校注·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周文林认为，徐霞客的一支生花彩笔，描绘出350多年前云南各少数民族生活的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不仅有助于我们追溯数百年来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变迁演化，也使我们有机会欣赏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徐霞客笔下的云南各民族生活》，《民族文学》 1983年1期)。褚绍唐、洪建新指出，徐霞客在广西考察时，描绘了那里的人文风光，也记载了交彝侵扰的事实(《徐霞客在广西的考察工作》，载 《徐霞客研究文集》)。唐锡仁、杨文衡系统论述了《游记》所记载的手工业、矿业开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的分布和兴衰演替、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三章第四节)。杨载田认为，《游记》记述了明末南方的农业、工矿、贸易和交通运输，记载了包括饭食、肉食、油盐、茶果、中草药、山珍特产的采集食用、服饰穿戴、床上用品、住宅聚落、民俗礼仪、礼仪礼节在内的南方人民的生活，留给后人一份丰富遗产(《从〈徐霞客游记〉看明末南方的社会经济生活》，《衡阳师专学报》1991年5期)。王裕德论述了徐霞客对明末贵州社会生活的记载(《徐霞客黔游日记中有关人文地理的论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2期)。

3.对地理思想、方法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

(1) 地理思想和方法

褚绍唐认为，徐霞客之所以能在地理学上取得重要成就，首先是由于他的崇尚实地考察的治学方法，其次也同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治学方法和深邃的文学素养有关，再次则是他善于运用分析、综合和类比的思维方法，将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比较其异同，探寻其形成原因并加以归纳总结(《徐霞客的地理学方法》，《科学史集刊》第10期，地质出版社，1982年)。唐锡仁认为，徐霞客深知实地调查之重要，力图用野外调查的新知识厘正旧的舆地研究中存在的错误，改造传统地理学的研究;他已具有自发的辩证思想，力图从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中，从自然现象的相互联系、彼此作用中去寻找因果关系，取得规律性认识;他有着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不信鬼神，破除迷信;他能正确运用描述记载、采集标本和对比分析等地理方法(《论徐霞客的地理思想和方法》，《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2期)。蒋明宏指出，徐霞客的科学方法论既有实证特征，又有善于分析推理的特征，已突破了中世纪的方法论的范畴，作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贡献，但其价值观却还没来得及对中世纪传统形成根本突破，方法论与价值观这种突出的矛盾，便是他与同时代的西欧科学文化大师的主要差别(《徐霞客与“李约瑟难题”》，《浙江学刊》1992年4期)。李秉平认为，徐霞客卓越地运用了观察方法，思维逻辑严密细致(《徐霞客野外考察方法的特点》，载《徐霞客研究文集》)。

(2) 社会政治思想

蒋明宏指出，徐霞客所面对的是一个苦风凄雨、多灾多难的世界，现实中的危机，给他的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对于灾难深重的百姓怀有深切的同情，对统治阶层中黑暗势力和弊政进行了抨击，但从根本上说来，他对现实的不满还未突破封建正统观，因而对朝廷满怀期望，对不堪困苦而造反的农民怀有敌视情绪(《徐霞客社会思想刍议——兼谈徐霞客献身地理考察的动因》，《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6期)。文庚认为，徐霞客记载了木氏土司广占土地、矿山，闭关自守，割据称王的事实，揭露了木氏庄园内部黑暗残暴的统治，还认识到土司制度是破坏云南地方安定团结和中央集权的罪魁祸首，主张废除土司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徐霞客对云南土司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思想战线》1975年4期)。唐锡仁、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第五章第一节系统论述了徐霞客的社会政治思想，韦英思《徐霞客的民族思想》(《民族论坛》1994年1期)则专门探讨了他的民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