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诗序
《诗经》原来有序无序,已不可知。三家诗已失传,有序无序也不易确知。因而今天言及“诗序”,一般即指《毛诗序》。按照《毛诗》的体制,每首诗前都有一段解说性文字,通称“小序”。但《毛诗》第一首《周南·关雎》之前,有一篇较长的文字,全面解说有关诗及《诗经》的各方面的问题,显然属于《诗经》的总的序言,通称“大序”。所以一般总称“诗序”,包括《毛诗》的大、小序; 分称则为 “大序”和“小序”。围绕《诗序》的争论,千年以来,聚讼不休。其中心问题是两个:一是《诗序》的作者究竟为谁;一是在《关雎》的序中,大序和小序究竟应该怎样划分。
《诗序》的作者问题,实为学术史上聚讼最多、争论最久的问题之一。据前人统计,各有十六说、十八说、二十四说等等。今略加归纳,知道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①孔子所作;②子夏所作;③子夏、毛公合作;④东汉卫宏所作;⑤子夏作,毛公、卫宏润益;⑥史官传,孔子作;⑦诗人自制;⑧村野妄人所作。
以上八说中,除去“卫宏所作”说见于《后汉书·儒林传》外,其他七说均无史传明文记载,皆为一家推论,历来有人信有人不信。例如“孔子作”及“史官传、孔子作”之说,信者以为“《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大序则非圣人不能作”,“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宋代程颐语,《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纯属崇圣的推理。而所谓传于史官,则朱熹已经指出,《周礼》、《礼记》记载,《诗》不归史官掌管,无从传之。此外,《毛诗序》与三家诗往往相违,各引史实不同,可见不出于史官之传。又如子夏作及毛公撰之说,唐代韩愈已谓子夏不序诗,而是“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藉之子夏”(宋《毛诗李黄集解》引),宋代欧阳修、郑樵,清代范家相、崔述等都指出《毛诗》出于赵人毛苌而不出于齐鲁,小序又多 “闻见异词,记录舛错”,认为《诗序》非子夏所作。而所谓“毛公作”,则前人多指出《序》与毛传往往违戾,不可置信。至于“诗人自制”(清代范家相《诗渖》卷二引王安石)说,更被讥为“益可笑也” (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诗序》),宋代晁公武则早已指出毛诗与三家诗的解释多有不同,“若诗人所自制,《毛诗》犹《韩诗》,不应不同若是”,加之诗人无先作序之理,也无篇篇作序之理。所以宋代郑樵不信其说,干脆斥之为“村野妄人”所作。总之,诸说都不是事出无因,质疑者也都言之成理,迄今仍无定论。但其趋势,大致可以归为 “集体完成”和 “卫宏完成”二说。
(1)集体完成 认为《诗序》是在《诗经》的长期流传过程中,由许多人陆续增益润饰而成的。其实此说乃是由于上述诸说都可信而又都不足信所造成的一种折衷推论。
宋代曹粹中说:“意毛公既托之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后人又复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卷九九引)较早提出了集体完成的看法。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近人胡朴安《诗经学》等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胡朴安说:“孔门弟子,传六经之学者,厥惟子夏。《诗序》虽非子夏自作,必出自子夏,可断言也。经师所传,容有出入,……其后如卫宏等又复增益之,故《序》义与《传》义又有不相应者。以是知《毛诗》之序,渊源于子夏,叙录于毛公,增益于卫宏等。”“集体完成”说,其实仍是一种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想,其依据仍是《诗序》、《毛传》及有关作者诸说,其立论则是经师相传的线索,而以传授之间不断增益来解说《序》《传》之间的矛盾牴牾,弥缝融合,以成其说。
(2)卫宏完成 《后汉书·儒林传》:“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 《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认为《诗序》是卫宏一人撰写而成的。此说见于《后汉书》卫宏本传明文记载,理当比较可信。但也有许多学者不信,宋代范处义,清代朱彝尊、范家相等都予以否定。朱熹则出尔反尔,既说“《序》乃宏作,明矣”(《诗序辨说》),又认为《序》中乖谬之处太多,大概不是卫宏一人所作,可能出于“山东老学究”之手(《朱子语类》卷八○)。不信的理由很多,主要是《诗序》如此庞大、重要的著述,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除非圣人孔子。因而支持此说者,除认为史有明文,《后汉书》作者范晔去古未远,自当有据之外,主要是论证其可能性。
宋代叶梦得撰《卫宏〈诗序〉说》,说“使宏凿空而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而为之,则虽宏有余矣”,认为卫宏是依据其师谢曼卿的传授而撰《序》,故此他一人完成是可能的,不必怀疑。近人谢无量《诗经研究》,更进一步用反证法指出《诗序》作者不可能是先秦时人,也不可能是二人以上的集体作者。理由是:一,《诗序》常有不理解诗意、曲解支离的情况,决非接近诗人时代的人所作。二,《诗序》的论点杂取诸书,如《礼记·乐记》、《尚书·金縢》、《国语》、《公孙尼子》等等,这些古书多在汉代方始流行于世,故《诗序》作者不大可能是先秦时人,而很可能是汉代人。三,《诗序》各篇文字组织有序,首尾完备,章句井然,实出一人之手,断非二人以上之作。其说据《诗序》的总体特点,从思想观点、出处来历、写作特征上进行逻辑反证,看来相当合理,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于《关雎》序中如何划分大小序,也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行的划分是据《经典释文》所引“旧说”:从“《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 《关雎序》,谓之小序”; 自 “风,风也”迄末,“名为大序”。但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说解。例如宋《毛诗李黄集解》李樗说:“诗皆有序,独《关雎》为最详,先儒以谓《关雎》为大序,《葛覃》以下为小序。”朱熹《诗序辨说》分“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为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为小序。程大昌《诗论》则认为不仅《关雎》前的长序要分大小序,其他诗篇前的序也要划分,“凡诗发端两语”是古代传下来的序,如“《关雎》,后妃之德也”; 而 “两语之外,续而申之”者,是卫宏作的序,等等。划分的名称也各有不同,有大序、小序、前序、后序、古序、续序、首序、下序之类,徒增混乱。陆德明 《经典释文》则说:“今谓此序(按指“《关雎》,后妃之德也”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前的一段长文),止是《关雎》之序,总论 《诗》之纲领,无大小之异”,最为通达。
由于《诗序》的情况复杂,各家之说驳杂难明,尊崇者谓之为圣人孔子所作,贬抑者又斥为出自村野妄人,故历来又有存序、废序二派的争论。汉唐学者遵习《毛诗》,其说亦多本《毛诗序》立论。郑玄以下,概皆如此。宋儒自欧阳修、苏辙等起,开始对毛郑之学提出批评,郑樵等攻《序》最力,影响很大,朱熹即接受了郑樵的观点,去《序》言诗,并对其门人说: “《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章如愚《山堂考索·诗序论》更愤激地说:“《诗序》之坏诗,无异三传之坏《春秋》。然三传之坏《春秋》而《春秋》存,《诗序》之坏《诗》而《诗》亡。”清儒治《诗》,则又好非难宋人,或推崇《毛诗序》而以朱熹为非,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或者两边都加批评,如姚际恒《诗经通论》。近代以来,疑古之学大行。今人张西堂《诗经六论》,即列举《诗序》的十大谬误,诸如杂取传记、叠见重复、随文生义、附经为说、曲解诗意、不合情理、妄生美刺、自相矛盾、附会书史、误解传记等,认为 《诗序》 当废。
然《诗序》尽管多有谬误,毕竟还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说解可与其他先秦古籍的记载相印证,确有依据。如《小序》对《鄘风·载驰》、《郑风·清人》、《秦风·黄鸟》等诗篇的训解,就历来无异议。《诗大序》更是一篇论述古代诗歌理论的重要文献。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诗歌有它自己不同于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独特性格,《诗大序》首先对这种性格加以总结。其中提到的“六义”、“正变”、“美刺”等说法,认为社会政治决定时代的诗歌创作,政治的清明或黑暗,决定了诗歌的“美”“刺”内容;反过来,诗歌又以它的“美”“刺”对社会产生影响,肯定了诗歌的教化讽谕作用。《诗大序》对后代文学批评和诗歌创作理论的发展,都有过很大的影响。因此,今天看待《诗序》,应当采取具体分析的方法,不能一概以 “存”“废”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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