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学·唐诗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唐诗学·唐诗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究竟应该怎样来估量唐诗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并非简单的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有一种意见，把唐诗的模式奉为万世不变的矩矱，要求后世的诗歌创作一律向它看齐，而一旦越出这个模式，便会被指摘得一无是处。像这样来看待唐诗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说，作为古典诗歌史上辉煌宏达的一代新风，唐诗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随着历史条件的迁化与转换，唐诗本身也必然要经历内部质素的交替以至整个质性的蜕变，并不能做到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青春永葆，生命长存。宋诗承唐诗之余绪，而已然别开生面，变化出新，形成了与唐人诗风相对峙的另一种诗歌传统。明清时期一部分作者力求回归唐音，却徒然袭得其体貌，遗落其精神。历史的实践有力地作出证明：唐诗的时代确实一去不复回返，任何想要“复制”或“重现”唐诗的企图，只能归之于 “可怜无补费精神”!

那末，唐诗的生命就真的烟消云散，不留下一点痕迹了吗?则又大谬而不然。诗歌史上这座耸然屹立的高峰，不是随意能绕过去的。它那巍峨的身影，远远投射于千载之下，旁及于各个领域之间，可以说，后世文学的进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其深刻的影响。宋人力破俗套，务去陈言，算是最关心诗歌的创新价值了，但避熟而就生，舍大道而趋小径，恰恰反衬出唐诗辐射的威力，更不用说他们那些“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小玩意里塞满了从唐诗袭取来的成分。下而及于元人多学晚唐，明人多学盛唐，虽然效果不佳，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多少摸到了唐诗的一肢一节。有清一代宗唐与宗宋两股思潮代兴，尊唐者贬宋，尊宋者并不贬唐，而是力图会通唐宋，祧唐祖宋。直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南社诗人中，还有复倡唐音之举，均可见出唐诗声望之隆。至于词、曲、小说、戏剧、散文、说唱中借用唐诗的题材、意境、技巧、风格、文辞、声律，大而及于整个民族心灵受唐诗之浸染，更难缕述。唐诗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意义，大概除了标示着我国文学发端的诗、骚传统之外，称得上无与伦比。

然而，自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唐诗似乎减退了昔日的光辉。“五四”以后的新诗采用白话体，且多自由诗，唐人那种格律整严的五七言古近体式便不再有用武之地。“五四”以后的诗人面临着新的时代生活，需要新的主题、新的激情、新的歌唱方式和新的表现风格，也跟唐诗的传统有很大的距离。当时的诗坛上学惠特曼、学泰戈尔、学歌德、学拜伦、学普希金、学马雅可夫斯基，乃至学波德莱尔、学魏尔伦蔚然成风，却很少有人问津于唐诗宋词，实出于历史的必然，不能单纯归咎于人们的数典忘祖、追新逐异。在这种情势之下，唐诗的影响渐趋缩小，它虽然还得到一部分文学爱好者的诵读与研讨，甚且为少数嗜古成癖者所奉习与仿作，而就总体上看，已不再被视作新时代诗歌创作的范本或主流，则是很自然的事。

尽管如此，唐诗的重大意义并没有也不会完全消失，它在当前和日后仍将引起人们活生生的关注，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作为民族诗歌传统的精华，它凝聚着民族审美的经验，昭示着民族心理的气质，展现了民族生活的剪影。而这一切都并不至于随着产生它的时代环境那样转瞬消逝，却是深深积淀在民族历史之中，成为全民族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过去通向现在，还要通向未来，绵绵不绝，与民族的生存相终始。从这个角度上看，唐诗没有死去，也不会死去，它是我们民族自我观照、自我认识的一面镜子，也是我们民族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重要机制。

且以刚才提到的“五四”以后新诗的创作道路为例。我们说过，新诗由于表现新的时代生活的需要，更多地借重外来诗歌的形态，这是不错的，但不等于说它已经断绝了和民族诗歌传统的联系。新诗人从小生长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呼吸着民族文化的氛围，不可能不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得到感应。像郭沫若的酷爱李白，闻一多的倾心孟浩然，李金发的偏嗜李贺，戴望舒、卞之琳的接近李商隐，以及冰心、宗白华从唐人绝句中摄取营养，其迹象皆斑斑可寻。就新诗人在文化心理上接受唐诗的影响作一番考索，借以探究古典诗歌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新文学创作过程中古为今用、中西合璧的经验，应该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

推开一层看，不拘泥于唐代诗歌对新文学创作的直接挂钩，我们或许能够在更广泛的基点上领会研究唐诗的现实意义。再拿新诗的演进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五四”以来的新诗运动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新诗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朝着突破古典诗歌的狭小境界和谨严格律的方向前进的，它之走向容涵的扩大、作风的放畅、语言的散文化和形体的自由化，恰是这一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可是，新诗作品的内容过于庞杂，意境过于实在，语言太白，韵律太散的毛病，也常为人指摘，并试图加以改良。从闻一多、朱湘等人的倡导“现代格律诗”，李金发、戴望舒的引进象征派手法，抗战之初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延安时期运用民歌体的实践，建国以后提出“在民歌与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号召，以至近年来有关“朦胧诗”和“现代派”的种种探讨，尽管趋向不一，却共同反映出那种期望诗歌艺术讲求含蓄、凝炼、富于韵律感的审美情趣，这正是我们民族心理气质与审美经验的结晶，也正是唐诗为代表的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主导风格。因此，新诗运动中贯串着的这两种对立的倾向，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文学的变革应如何将时代的需要与民族的传统统一起来，既能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推陈出新，又能使新的作品仍充分保持其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便于在人民大众的心灵深处扎根。“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与多方面的尝试，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至今尚未找到理想的范型，这恐怕也是新诗的读者较少于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品种的一个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的新诗人在敞开心灵的窗扉尽情吸取外来文化养料的同时，如能对包括唐诗在内的民族诗歌传统给予更多的重视与钻研 (不是仿其格律形式，而是领略其神味，借鉴其方法)，或许不无裨益。而科学地总结这一传统，结合新的形势以剔除其糟粕，发扬其精华，促进民族新诗歌、新文学、新文化的建设，则是唐诗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当然，唐诗学的全面展开，其内涵还要丰富得多。诸如历史变革与文学创新的内在关系，社会思潮、文人生活、文学传统以及各种文化、艺术形态与诗歌创作的交互作用，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各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不同诗歌流派、风格、体式间的相互竞赛、相互渗透、此消彼长与新陈代谢，以至于一千多年来唐诗学演进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审美接受点的转移与审美体验的深化，其中包含着大量可供研究的素材与课题、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探讨。而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又不仅仅具有历史的价值而已。因为从如此纷繁而生动的文学现象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必将涉及文学自身的某些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从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深刻性与持久性，也就有可能为发展、繁荣新时代的文学事业、指导当前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提供参考。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同样构成了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人生的不可忽略的方面。

记得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这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也完全适合。且莫说唐人的唐诗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当代评论，即便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唐诗研究，亦无非替自己时代的诗歌创作确立规范。“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传统起了质的变化，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不再具有那种直接的垂范作用，但也正由于此，反倒打开了研究工作者的眼界。他们可以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探索唐代诗歌现象中蕴含着的民族心理、审美经验、文化传统、历史法则，从更广阔的背景和多样化的角度上寻求与把握古典诗学与当代诗学的结合点。新时代的唐诗学之所以能超越以往，一步步创造出崭新的局面来，原因就在这里。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学术。立足于当前的时代需要，学习和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努力推进唐诗学的全面建设与改革出新，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