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学·唐诗学的创新期(“五四”以后)

唐诗学·唐诗学的创新期(“五四”以后)

发生于一九一九年前后的五四运动，给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为几千年来传统思想、文化的蜕变打下了基础。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和新文化浪潮的蓬勃兴起，唐诗研究跨进了全面创新的时期。如果说，唐诗学的历史在宋代出现过第一次飞跃，即由经验的积累上升到理论的概括，那末，“五四”以后便形成了第二次飞跃，由传统的观念与方法向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过渡。当然，这一观念、方法上的更新，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其间必然要经历漫长而艰巨的探索过程，也会碰到种种障碍与曲折。大致上说，我们可以以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为界标，将这段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段落，它们是唐诗学创新演进中相互衔接的两个步骤，而这一创新活动的趋势，至今仍在延续之中。

从“五四”到建国的这段时间里，唐诗学的创新有哪些突出的表现呢?

首先一点，是综合研究的加强。传统的唐诗研究偏重在微观的分析，如文字的笺校、本事的考索、章句的评点、诗篇的辑佚等，多为一枝一叶的证订工作，相对忽略宏观整体上的综合。即使是理论性著述，一般也是采取诗话、序跋、书信等形式，各成片段，很少有条贯分明的编次。“五四”以后，新的科学方法输入，人们逐渐摆脱了旧时印象式的批评，着手系统的材料整理和理论归纳，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一批专著。其中不仅有许文玉《唐诗综论》、胡云翼《唐诗研究》、苏雪林《唐诗概论》、杨启高《唐代诗学》这样的断代文学史概述，还有像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孙俍工《唐代底劳动文艺》、陆晶清《唐代女诗人》、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之类专题性论著，大大开拓了唐诗研究的范围。即使是单个诗人的评传及年谱，也大多采用实证科学的方法，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综合性。

创新的另一表现，是横向联系的沟通。古人对唐诗的考察，偏重在诗歌的内部关系上，尤其对于前后诗风的流衍变化和各种体式的参伍因革，辨析甚细，至于诗歌创作与外部环境各方面之间的交流，则注意不够。“五四”以后，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人的视野打开了，不再把文学视作孤立自足的现象，而开始有意识地从多种角度、多种旁向渠道上来加以联贯的思考与把握。诸如唐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政治变动、文物制度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民间歌谣、宗教艺术、说唱表演、传奇小说对文人诗的作用，印度、西域、阿拉伯之类外来文化和国内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对唐诗的影响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热门课题，讨论活跃，产生了积极的成果。这种不局限于文学本身来谈论文学的倾向，还带动了唐代社会、历史、文化、制度、民族、宗教等各条战线的学术研讨，与诗歌研究并行发展，相互促进。

创新的再一方面，是理论观念的变革。古典唐诗学尽管派别纷繁、花色杂多，其思想核心大体不越出传统诗论的“正变”范畴。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反复展开了宗唐、宗宋乃至宗盛唐、宗晚唐、宗李杜、宗王孟之间的不断争执，而唐诗学的基本潮流便一直在这样的漩涡里打转。“五四”以后，进化论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文学史研究领域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也就很自然地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唐诗及其流变，把作为一种珍贵财富的文学遗产同创作实践上的仿效对象区分开来，而不必再纠缠在宗唐、宗宋的陈年旧账上。这不单保证了研究者的比较客观的态度，也有利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合理地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五四”以来的唐诗研究工作者中间，特别要提及闻一多和陈寅恪两位，他们在观念、方法更新的浪潮中是居于前列地位的。

闻一多对唐诗学的贡献，不仅在于给唐代诗人和诗作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作为文学史家的宏见卓识。他的《唐诗杂论》虽然是一部不完整的理论著述，而目力所注，上下通贯，确有一个全局性的构思了然在胸。其论初唐诗风的转变，从唐初宫体的沿袭六朝，经王、杨、卢、骆分头从事旧体制的破坏和新体制的建设，以至刘希夷、张若虚一步步完成诗歌境界的升华，为一百来年唐诗的发展过程勾画出清晰的轮廓(见《宫体诗的自赎》、《四杰》诸篇)。这种把诗歌的演进看作首尾相应、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的见解，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又其论贾岛诗，除了从社会背景的变迁上找出此类清冷诗风产生和流行的根源外，还特地联系南宋末年的“四灵”、明末的竟陵派、清末的“同光体”，说明每个朝代 “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因而“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见《贾岛》)。像这样从历史的比较中探索文学运动的规律，也称得上独具慧心。至所编《唐诗大系》，不光选诗自出手眼，且能配以诗作的考校和诗人传记材料的订补，在历代选本中也自成一格。要言之，闻氏的唐诗研究虽属未竟之业，有些论断也未为定论，而其以诗人的敏感与哲人的胆识相结合，在方法论上颇多创获，今天似还可作为我们的借鉴。

另一位知名学者陈寅恪，是以史学家的身分研究唐诗，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尽管只是对白居易、元稹的一部分诗作加以论析，却跳出了乾嘉学派只重文字考据的传统，旁搜博引，广泛涉及唐代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科举行卷、古文运动、民间歌谣、佛经文学等对诗歌的多重影响，展现了文学与人生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为唐诗研究开拓了全方位观察的新鲜视角。《韦庄秦妇吟校笺》诸篇，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将史学与文学的研究熔为一炉，也给唐诗学的大厦增添了新的堂庑。

闻、陈二位之外，有成就的专家学者甚众，难以备述。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虽有多方面的突破，而仍属创新的初创阶段，并未能建立起严整的科学架构。这跟马列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没有占领古典文学研究的阵地，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庸俗进化论以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却时有风行的状况，是分不开的。加以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宁，学术文化的建设不可能全面而有计划地展开，于是唐诗研究也始终停留在少数专业工作者的案头之上，时辍时复，自生自灭，难以造成大的气候。

新中国的成立，为唐诗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受到了重视，古籍整理也有了统一的规划。《全唐诗》和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的影印出版，新校、新笺、汇评、汇注、编年、考订工作的深入进行，诗人年谱、传记、论评等研究著作的陆续编撰，高、中、初不同层次的选本和通俗读物的大量销行，以及专业和业余科研队伍的逐步加强，学术争鸣和相互协作风气的健康养成，这一切都促使唐诗的欣赏与研究有了广泛而持久的开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机，是建国前的三十年所不可比拟的。但是，新中国唐诗学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领导地位。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的指引下，人们开始懂得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点上来寻求文学现象发展变化的动因，重视探讨人民生活与作家创作之间的直接间接的联系，并注意到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与艺术表现的内在统一。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被认作老生常谈的观念，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却是一场破天荒的革命，它使千百年来郁积着的一大堆历史迷雾得以消散廓清，为唐诗学之走向真正的科学化创造了理论前提。

无庸讳言，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长时期来，在“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出现过几次大的波折。即以唐诗方面书籍、论文资料的出版而言，如果我们对建国以来的情况略加观察与统计，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这方面的成果大多集中在五十年代中叶和六十年代初的两段时间里(新时期除外)，而五十年代后期和一九六四年以后则是两个陡然下降的低谷。至十年动乱期间，除“评法批儒”中为鼓吹“法家诗人”而有过短暂的虚热外，整个园地更是一片荒芜。这种暴涨暴跌的行情，正反映了学术工作所遭受的不正当的干预。更为严重的是，“左”的东西还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来，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掌握上发生了偏差。诸如把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与文学现象线性对应起来，单纯从经济的盛衰或阶级斗争的起伏来解说诗歌创作的繁荣与消歇，忽略了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机械地按照特定的政治态度或表现人民生活的程度来给作家划线，进而虚构出“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不顾及客观的历史分析和全面的“知人论世”;片面强调“政治标准第一”，甚至走到政治标准唯一，取消了诗歌艺术的探求。这种种偏差与失误，在唐诗研究中是普遍存在着的。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工作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李白、杜甫、白居易几个富于“人民性”的大作家身上，思路不易打开，也跟上述“左”的思想的拘限有关。长此以往，必然会束缚住我们的视野，对唐诗以及唐诗学的总貌产生不正确的观念，更不用说推陈出新，不断前进了。

唐诗研究的解脱束缚，迈开飞跃向前的步伐，是最近十几年间的事。在这段不长的时间内，整个学术事业有了很大的进展，著述之丰富，研讨之活跃，队伍之扩大，社会反响之热烈，可谓前所未见。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新时期的唐诗研究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开拓了研究的课题。除过去讨论较多的李、杜、韩、白诸大家续有深入外，王、孟、高、岑、刘、柳、元稹、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人均已受到重视，各有好几种有关著作相继问世，而对于唐诗人中一大批“小家”的研讨，也开始着手进行。这种“全面开花”的势态，十分令人可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工作中逐步形成了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专题发展的趋势，产生了像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任半塘《唐声诗》、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这样一些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各就某个专门性领域作了系统的发掘与整理。至如有关唐诗的流派、风格、体式、分期之类问题的探讨，也正在积极开展之中。这类专题性研究的纷纷崛起，不仅开阔了唐诗学的领地，还促使整个研究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更新也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

第二个方面，是加强了资料的建设。资料及其考辨，是全部科学研究的基础，新时期的学术工作者理所当然地把它放到了显要的位置上，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编集《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之后，近年来孙望有《全唐诗补逸》二十卷，收诗830首(另残句86句)，童养年有《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收诗1000余首(残句230余句)，汇辑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外编》一书。诗集笺校方面，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修订本)、李嘉言《长江集新校》、叶葱奇《李商隐诗集注疏》等，都是颇见功力的著作，其余新校、新注、选注的本子亦皆有参考价值。诗人事迹考证方面，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和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是两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考据专著，前者考索了初唐以至大历时期二十七位诗人的身世经历，后者载录了盛唐为主的十位诗人的行年纪实，均有翔实精到的发现，而单个诗人年谱、传记的编写数量更多。至于版本研究方面，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发表，著录了唐代108位作家的诗文别集，就其成书经过、卷帙编次、版本沿革、流传情况等一一加以考述，填补了这类著作的空白。众多的成果，为唐诗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动向之三，是重视了诗歌艺术的品评。针对过去的研究工作中片面强调思想倾向的偏颇，新时期的诗歌评论明显地加重了艺术上的探胜，力求找出每个诗人的“文心”所在，借以辨别其风格的异同，总结其创作的得失。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冲淡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理解，有时还会收到新的补益。例如前一阶段关于白居易讽谕诗的讨论，并不拘泥于反映民生疾苦这一传统着眼点上，却是就其艺术表现上的经验与教训展开争鸣，回过头来看讽谕诗的政治功能便格外清楚。又比如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研讨，近来也有一些论著跳出了单纯议论其有无寄托或寄托些什么的框子，转而探究无题诗在艺术构思和写作手法上的独特路子，亦有助于弄清比兴寄托的问题。可见艺术的分析对于全面了解唐诗，是必不可少的。与此相应，有关诗歌鉴赏的书籍和文章在这段时期特别风行，有的还同选本结合起来，夹注夹评，很受读者欢迎。形式上，有通评一代诗，也有专评一体诗或一家诗，甚或将近似的诗作放在一起比较、品味;评语有三言两语，也有逐句串解甚至长篇大论发挥的，品种繁多，可以适合不同的口味。鉴赏之学的发达，既体现了向全民族普及优秀古典文化的需要，也反映出广大群众对于唐诗艺术的爱好与关注。

最后一点，是注意了科学方法的运用。“左”的思想观念曾给我们的研究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害，拨乱反正以后，学术界普遍意识到要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近年来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探讨，如李杜优劣、韩柳关系、边塞诗的评价、唐诗繁荣原因的追溯等，大都贯串了这一精神。像韩愈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不少研究者指出：不仅要看到他反对“永贞革新”，也要看到他主张去除弊政和参预削平藩镇割据; 不仅要看到他用诗文宣传儒家之道，也要看到他有突破儒家思想束缚的表现;对于他所提倡的“儒道”，固然要看到其保守、复古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在当时具有“尊王攘夷”的现实政治作用的一面;而韩愈的某些落后的政治观点，又常常同他的文学革新的主张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尽可能尊重历史的多角度观察与分析问题的方法，同过去 “按人划线”、“一刀切”的做法相比，差别是很分明的。而像前面讲到的许多综合性专题的开发，促使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制约的大前提下，同时考虑到时代心理、民族关系、科举制度、宗教习俗、艺术文化、学术传统诸种因素在诗歌创作上的投影，把握唐诗在历史大网络中的多向联系。亦显然是一种视角上的开拓与转换，同样显示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要说唐诗学的创新，这恐怕是最有深远关系的一点。

回顾建国以来走过的道路，我们感到，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曲折，而收获是肯定的，进步是显著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怎样才能适应当前飞跃发展的形势，把我们的创新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呢?不妨借用清人姚鼐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论学的传统说法，来对今后的唐诗研究作一点估量。

考据之学(辑佚、校勘、笺注均在内)，是建国以来唐诗研究领域中最有成绩的一个部门，看来在今后相当时间内也仍然是一门“显学”，因为不打好这个基础，科学的归纳就难以顺利地进行。目前考据工作虽有多方面的展开，发展上仍不平衡，有许多缺漏的环节尚待填补。而随着唐诗研究向综合的方向演进，一些带有全局性的史料建设项目，如 《全唐诗》的重新整理，唐人传记材料的总合考订，唐诗大事年表的制作，历代唐诗书目与论评资料的汇编，以及跟唐诗研究有关的各种典章、文物、政事、风习的系统考辨，正逐步提上议事日程，甚或已在上手之中，它们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考据工作的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整体规划，搞好通力协作，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再来看辞章之学，它包括选读、鉴赏、品题、解析和艺术评论等方面，在唐诗研究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最近几年间尤见兴旺发达。这是新形势下人们的文化水准和艺术需求不断增长的具体表现。据眼下情况分析，这种“鉴赏热”还会跟着全民族文化艺术修养的普遍提高而持续下去，不过它自己也面临着一个提高与深化的问题。总的说来，我们的诗歌鉴赏和批评方法还比较陈旧、单一，基本上沿袭前人的评点与串解的路子，带有较大的直观、经验的成分。当务之急是要把这种直观式的品评导向理论化、科学化，建立起具有严密逻辑依据而又切合民族艺术规范的辞章之学。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对传统的批评方法进行反思，还需要借鉴其他民族的艺术经验，像现代世界上流行的心理分析、语义分析、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符号学等，都可以结合本民族诗歌的特点予以改造出新。这样才能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审美情趣，保证诗歌艺术的探讨渐趋深入。

末了谈一谈“义理”之学，它指的是对诗歌创作和诗歌史的理论概括，也是整个唐诗学的核心部分。应该承认，新时代的唐诗研究尽管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在思想观点上也多所创获，而相比之下，理论总结仍然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工作大半集中在文字训诂、资料考订和作家作品的赏鉴与批评上，很少进行综合性的思考论断，所以迄今为止，还难以对唐诗的质性、流变、渊源、影响、结构、规律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概念，更不用说形成一整套类似于严羽、高棅、沈德潜、翁方纲那样的诗学体系了。近期间，随着专题研讨的加深，从一个或几个侧面进行理论上归纳、总结的倾向有所抬头，但也还处在尝试的阶段。如何将现有的成果巩固和扩大开来，逐步提炼出不同于古典范式的新型唐诗学的理论观念和架构，是今天的学术工作者应负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问题上，唐诗学自身所经历的漫长的演进道路，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看到，历代学者研究唐诗，或着眼于风骨和兴寄，或偏重在兴象和韵味，或孜孜以辨析其体格和声调，各执一端，罕能会通;至如清人沈德潜、翁方纲之流，试加调和折衷，亦未臻于成功。“五四”以后的研究者，大多从诗歌内部的关系转到了外部环境，至马克思主义兴起，更由上层建筑的考察移向经济基础与阶级关系，而亦未免一度忽略其他方面的因素。由此看来，一部唐诗学的历史，从根本上讲，也就是人们对于唐诗的质的探索史，是人的认识不断转换与深化的过程。各个学派都从某一点上触及唐诗的本体，而尚未能充分掌握其质性。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今后应考虑采取全方位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众多因子结合起来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同时也将诗歌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形体要素与形上要素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对唐诗获得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认识;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算是基本上实现了创建新一代唐诗学的任务。晚近的学术潮流，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我们完全有信心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