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司马光生平及其思想

通鉴学·司马光生平及其思想

司马光其人，《宋史》卷三三六有传。他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今人对其出生地点有争议，详后)，字君实。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其父司马池为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年少时喜嗜《左氏春秋》，“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宋史·司马光传》)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旋出仕，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同知礼院等，后通判并州，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即位后，他又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时，司马光擢升翰林学士，在这期间，他向皇帝上疏论修心之术，即所谓仁、明、武，而治国之要则注重官人、信赏、必罚。《宋史》本传记其言云：“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宋神宗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同居朝列，但二人的政治观点则异多于同，经常争议。后神宗任王安石为相，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司马光对新法不以为然，尤攻击青苗、助役诸法，旋辞去中央官职，外出知永兴军，“自是绝口不论事”(《宋史·司马光传》)，以沉默表示他对变法的不满。此后，司马光辗转洛阳，全力倾注《资治通鉴》一书的编修，神宗亦对他照料有加，书成之后加资政殿学士。司马光性格固执，但人品甚佳，在朝野声誉日隆，甚至居洛阳15年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均称以司马相公。

神宗死，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王安石失去靠山，司马光得到重用，出任宰相。他便将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团教、保马、市易、青苗法陆续废除，但就在这年(即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司马光亦因病逝世，享年68岁。死后被加赠太师、温国公，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称“忠清粹德”。

司马光的哲学思想，因其经历坎坷而复杂，受到各种影响，因而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特点。他将中国传统哲学本源的“道”赋予以物质性的概念，指出道中有象，气象变化，质性散殊，聚而成物。对于天命，他既相信，但又加以淡化，强调人的作用。他深知宣扬“天命”和强调人事对维护统治的作用，无形之间形成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儒家以来固有的传统。在对待天人关系问题上，司马光将其解释为君臣、父子伦常关系，将天人结合为一体，旨在强化人事、强调人君的统辖治理。值得指出的是，司马光继承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阴阳迷信，反对鬼神观念，这些在编撰《资治通鉴》一书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其哲学思想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就总体而言，他主张政治的稳定和持续，“祖宗之法不可变”，“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司马温公文集》卷59《答刘蒙书》)他之反对王安石变法即出此意图。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他对现实政治并非看成一成不变。他认为王安石变法太过激烈，从长远看未必有益于整个统治，他需要的是一种渐变，这种变化是在儒家基本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并为其所能容纳。所以我们注意到，他一方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另一方面也在主张“稍变旧制”，“除积久之弊，立太平之基”(《石林燕语辨》卷一、《司马温公文集》卷一三)。可以认为，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由多种侧面构成，充满了比较丰富复杂的辩证观念。司马光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最高统治者君主的重视，他主张忠君报国，君主与整个国家是相互联系的，“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稽古录》论序)，他们的贤愚明暗，决定国家的兴盛衰败。他认为人君之患莫大于骄矜自满、淫奢自恣，主张用贤治国、信赏必罚。这些都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那个时代的继承和反映。

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著作编撰上，司马光继承了中国史学求“通”的传统，强调审慎研究，探求经验和规律，力求将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经验教训全面反映出来，古今结合，以古鉴今，其政治意图和现实目的十分明显，这直接受制于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念。虽然我们不否认他的历史观唯心主义成分居多，但重人理、重人事一直是他的追求，这方面在《通鉴》一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以往那种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溢美隐讳的史官著述不同，《通鉴》一书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司马光在全书开辟多处专门用于评论总结的“史臣曰”，即是阐述他思想和观点的集中之地。他撰史的主旨是着眼于当代，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为君主治理国政提供的工具，撰史扶危救倾，是司马光学术思想的宗旨，他之能成为著名史学家，盖缘于此。

如上所述，司马光的思想与其实践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的人品表里如一，他的经历坎坷复杂，但却颇遵行封建士大夫的行为准则，具有封建道德规范的理想人格，他本人清廉肃正，“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宋史·司马光传》)，在当时那种风化败坏的官场上，他适中地对待荣辱富贵，非一般士僚所能企及，因此颇受时人及后世的赞誉称颂，被视为官僚士大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