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儒学·“实学”考辨·从二十五史所见“实学”概念谈起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实学”考辨·从二十五史所见“实学”概念谈起

“实学”概念不仅见于古代学者文集中，也见于古代史书当中，二十五史属官修正史，它关于“实学”一词的用法，应该符合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且二十五史中“实学”意义的演变，也是反映历史上“实学”意义变化的一个缩影。下面我们对二十五史所见有关“实学”字样的资料作些分析。

(1)“实学”概念缘起。历史上一个概念的提出和沿用，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蕴。那么“实学”用语是怎样形成的呢?

“实学”一词，在二十五史最早见于《旧唐书·杨绾传》，在征引正文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实学”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唐代科举制度，以明经、进士二科为主干。明经科重帖经与墨义，在于测试考生对经传的死记硬背功夫。进士科重诗赋，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华，因而进士特别受到社会的尊重。孔子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与“质”之间形成一对矛盾，但在孔子那里，则更重视内德的修养。可是，自魏晋六朝以来，社会崇尚文学之风日盛，至唐代则主要以诗赋声律取士。并且唐代铨选制度中规定可以“投牒自应”，允许“自举”、“自进”。这样一种选举制度产生了许多流弊：以诗赋取士，“不切于政”。唐玄宗时，洋州刺史赵匡曾上《选举议》，列举科举十大弊病，其中讲到考试不求治国之才，专取诗赋之工丽，“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故当官少称职之吏”。而一般士人“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誉同类，用以争先”。士人走门路，拉关系，成为风气。门阀世族则把持选举，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朋党。正是针对唐代科举制度这些弊端，杨绾才提出改变现行科举制度，以“实学”取士的主张。

(2)“实学”指谓。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书，批评当时文人“争尚文辞，互相矜炫”，“祖习既深，奔竞为务”，同时也批评“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因而请求并停明经、进士科，按照古代察举孝廉的办法，选拔那些“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义，才堪策试者”。其奏疏说：

“取《左传》、《公羊》、《穀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旧唐书》卷一一九)

杨绾的建议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支持，但翰林学士等则认为“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于是诏令明经、进士与孝廉并行。从杨绾的上书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所谓“实学”乃是就培养和选拔人才提出的，它主要是针对唐代以诗赋取士所形成的“浮竞”风气而言的，它的内容包括：一、通经;二、修德;三、用世。它规定了以后所谓的“实学”的理论框架。由于杨绾的建议并未得到彻底贯彻，诗赋、帖括取士与“实学”取士并行，因而有后世所谓“实学”与词章之学的长期抗争。为了说明此点，我们再征引一些资料。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胡瑗的湖学教法在书院中立经义、治理二斋，讲究“明体达用”之学，以抵制词章之学。由此可见胡瑗“实学”的内容也不外是通经(“经义”)、修德(“明体”)、用世(“治事”)三项。所谓“湖学教法”也是就教育制度的改良而言的。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载，元世祖时，朝廷君臣议设取士科，董文忠奏对：“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由此看来，治经、讲孔孟之道、修身治国就是“实学”，这里“实学”的范围也不外通经、修德、用世三个层面，“实学”同样是与“诗赋空文”相对的。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本立少有大志，读书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尝谓之曰：‘学者争务科举，以穷经为名，而无实学。子质近厚，当志圣贤之学。’”有“穷经”之名，而无德行之实者，不谓之“实学”，这里“实学”专指内在的道德品质而言。

《清史稿》卷一○六《选举一》，顺治皇帝谕礼部曰：“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学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研求淹贯。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实学，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以经术为本，理学、道德、经济等“明体达用”之学即是“实学”。

《清史稿》卷一○九《选举四》载，乾隆元年，御史吴元安言：“荐举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崇实学之儒，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若徒骈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乾隆时期是清代鼎盛时期，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对诗赋之爱好，“诗赋”不再与“实学”对峙，只是反对片面追求词藻、徒具形式的文体。这一时期，桐城派古文流派兴起，主张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词章之学开始受到肯纳，但仍不时受到排摈，尤其是咸丰年间经历列强侵略，清王朝要培植国本，思以实学振励士人。《清史稿》卷一○六《选举一》载：“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令兼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清史稿》卷一○七，《选举二》载：“光绪丙申、丁酉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中外臣工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诏饬裁改，礼部议准章程，并课天算、格致等学。陕西等省创设格致实学书院，以补学堂之不逮焉。”晚清政府改良教育，将旧式书院的教育方法变通而为新式学堂的教育方法，并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增加西学的课程。晚清儒者对“实学”的理解，虽然范围有所扩大，但仍未突破经史、修己、用世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框架

(3)“实学”对立面。“实学”的指谓既然如上所说，那它的对立面是什么?第一，从唐代宗开始一直到清同治年间，“实学”基本上与“诗赋空文”相对峙。第二，由于“实学”有通经、修德的自身规定，诸子百家之学被排在“实学”之外，如《清史稿》卷九八所说：“崇经义，屏百家浮竞，敦实学，人知兴行。”由此可见，实学即儒学。第三，“实学”要求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把“经义”当作“套类”，而无德行之实，也不能称为“实学”。如此说来，也不是所有的儒者之学都可称“实学”，只有“真儒”之学方可称“实学”。

上面我们对二十五史中有关“实学”二字的主要资料作了诠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作些理论分析。二十五史中有关“实学”概念的资料共计四十四条，最早一条出自唐代杨绾。在我们未穷尽古代文献之前，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正史之外的文献中还可能有比杨绾时间更早的“实学”资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杨绾所谈的“实学”与培养、选拔人才的取士制度有关，并且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后世所谈的“实学”也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杨绾所说“实学”，就是“实学”概念的起源。从唐代杨绾至晚清，“实学”的意义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并且一直得到官方的支持。

为什么“实学”主张出现于唐代，并一直为统治者所支持，这是我们需要加以探讨的。在我看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教育与政治的反差。唐以后在学术界经常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批评。“所学”是就教育而言，“所用”是就政治而言。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官吏要从士人中选拔，而士人为了应举，就必须习学帖括与诗赋，但通过帖括与诗赋考试所选拔的人才，大都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虽然唐以后各代试图对此有所纠正，但一方面国家本身要通过科举考试遴选一批能起草诏书、制诰的文学之士;另一方面，考生要歆动考官，首先就要文笔出色。这样“以诗赋取人”的方式虽然总在被矫正，却又总不能被克服。

第二，诗化精神与实际事务的反差。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士”为四民之首，社会上因而逐渐悬浮出一个庞大的有闲文人阶层，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灿烂的文化，我们姑且称之为“诗赋”文化。这种“诗赋”文化至唐代以后发展为一个个巅峰。历代朝廷君臣以至一般士人，抒情咏怀、游历交际、四时佳兴、宴飨庆吊，甚至案狱判词，往往皆以“诗赋”形式出现，所以古代中国也可以说是具有“诗化精神”的国度。在文人圈子中，无诗不成雅趣，“诗赋”几乎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诗人的浪漫、超脱性格与处理实际事务所需要的勤谨、周密乃至不怕琐碎的品格显然是不协调的。从选拔“干济实事”的政治人才的角度考虑，当然这种“诗化精神”越少越好，但这种“诗化精神”在文人社会中有其特殊的地位，这又是不能被消除的根本原因。

第三，学术取向与社会结构的反差。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伦理型社会，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其理论的表现。而魏晋隋唐以降，佛、老之学盛行，表现出一种游离社会伦常的倾向，因而引起儒家学者的关注，不断强调确立并强化儒学孔孟之道的地位。

概括上面分析的三方面内容，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士林习尚与社会政治的反差。而科举考试则是这种反差的调节者，国家往往通过功令来诱导学者的学术取向。二十五史中的“实学”资料往往与“选举”问题有关，其原因也就在这里。而统治者之所以支持“实学”，也是因为“实学”标示一种学术取向，即首先要学者具有立身的根基(“德行”)，要精通治国安民的理论(“经学”)，并具有治国安民的才能(“用世”)。“实学”二字所标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取向，它不是一门学科，不是表示一个学术流派或学说体系，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关于此点，我们后面再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