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官修书目

目录学·官修书目

官修书目是指封建王朝宫廷的藏书目录。此类书目由皇帝诏命大臣或知名学者专门修撰。公元前2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汉成帝因书颇散亡，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同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图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方面的图书。刘向等人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在整理图书的基础上编撰了中国最早的官修书目——《别录》和《七略》，从而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基础。

由于当时的图书多是用竹简书写，若干简片堆在一起非常散乱，所以刘向等人的首要工作是校书。他们校书的方法是：广罗异本、互相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通过一系列整理工作，将纷乱无序的简策理出头绪后再写定正本。正文既定，为便于读者了解图书内容，就需撰写叙录(提要)。其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雠原委、介绍著者生平思想、说明书名含义、辨别图书真伪、评说文献的思想与史实、叙述学术源流、判定图书的学术价值等。每篇叙录实际上就是每种图书的详细介绍。刘向把每种图书的叙录汇集在一起，编成《别录》。《别录》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提要书目，也是先秦至西汉末年图书的综合记录。

汉哀帝时，刘向亡故，刘歆受命继承父业，继续进行校书事业，并把整理好的图书分类编目，最后编成《七略》。《七略》将所有图书分成六大类三十八种，形成了完整的科学分类体系，第一次把学术分类的思想运用到图书分类中来，对中国历代的书目分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类目如下：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六略之外，还有“辑略”，其内容是六类三十八种大小类的类序，分别说明各类、种的意义、起源、学术流派及作用。成为“六类之总最”、“诸子之总要”。

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不仅开创了中国提要书目及分类书目的先河，而且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的方法，把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著录在科学的书目分类表中。他们从学术体系出发，又联系社会思想斗争，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图书财富。他们对“书积如丘山”的古籍进行精细的整理校雠，对于图书的流传与利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整理图书、编制书目，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王朝都仿效他们的方法编制官修书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目录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官修书目，而且因学术的发展，在书目分类上出现了四部分类。

晋代目录学家荀勗，根据郑默的《魏中经簿》编成《晋中经簿》，把当时官藏的两万多卷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即甲部著录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著录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等书;丙部著录史记、旧事、皇览等书;丁部著录诗赋、图赞、汲冢书等，形成了经、子、史、集的分类体系。此后，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易了乙、丙两部的次序，使甲部著录经书、乙部著录史书、丙部著录子书、丁部著录集部书，由此，便完成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顺序，为后世乃至今日编撰古典书目所仿效。这一时期，以四分法编制的书目还有：谢灵运编撰的 《四部目录》、王俭编撰的 《四部书目录》、王亮等编撰的《四部书目》、殷钧编撰的《四部书目录》、卢昶编撰的 《甲乙新录》等。

南北朝时期，成就较高的是王俭编撰的《七志》和阮孝绪编的《七录》。《七志》以经典志著录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即《七略》的六艺略;以诸子志著录今古诸子，即《七略》的诸子略;以文翰志著录诗赋等，即《七略》的诗赋略;以军书志著录兵书，即《七略》的兵书略; 以阴阳志著录阴阳图纬，即《七略》的数术略;以术艺志著录方技，即《七略》的方技略。上述六类基本是在《七略》基础上加以调整而成。其特点是在《七略》之外，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新增图谱志，以著录地域及图方面的书;又附设佛经、道经，实为九类。《七志》的创新，首先在于创立了传录体的提要，尽管不如《别录》中的叙录详细，但通过介绍作者生平及书名，力图让读者了解作者的著作。其次，是它着眼于著录“今书”，为后世考核南齐以前的典籍存佚提供了依据。《七录》分内、外篇，内篇五录，即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外篇二录，即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六千二百八十三种、四万四千五百二十一卷。阮孝绪以个人的力量，集官方藏书与私人藏书之大成，并以提要较详细介绍作者事迹和书本流传情况，“总括群书四万余，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七录·序》)。《七录》虽佚，而《七录·序》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中国古目录学最早的理论文献。

唐代目录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群书四部录》与《古今书录》中。元行冲等编撰的《群书四部录》，不仅有大、小类序，而且有提要，体例完整，共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全书二百卷，其篇帙之浩大，仅次于《四库全书总目》。因书目中的分类、提要有些疏漏，而且藏书收录不够完备，《群书四部录》的编者之一毋煚，在对书目修订，补充和简化的基础上，于721年(唐开元九年)编撰成《古今书录》。共著录图书三千零六十二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虽然在收录图书方面多于《群书四部录》，但也只是止于开元年间，还不能反映唐代图书全貌。毋煚在《古今书录》中有自序一篇，阐述了书目的作用“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己”。上述两部书目的基本内容保存在《唐书·经籍志》和 《新唐书·艺文志》 中。

宋代王尧臣、欧阳修等仿 《群书四部录》，于1041年编成《崇文总目》，它每书有提要，每类有类序，共收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分四部四十五小类，反映了北宋政府的藏书情况。宋高宗南渡以后，经过多年努力，藏书得到一些恢复，先后编成《中兴馆阁书目》和《中兴馆阁续书目》，前者收录图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后者收录图书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两部书目已佚，有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一卷可见其貌。明代正统六年(1441)，英宗命大学士杨士奇等把国家藏书登记编目，编成《文渊阁书目》。该书目比较简陋，不分经史子集而以藏书的千字文为排列次序，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每号分数橱贮之，共贮书七千二百九十七种。每种书只有书名、册数，而无撰人、卷数。《文渊阁书目》卷首为“国朝”，录明朝帝王的诏敕《实录》。不立“经部”之名; 不以《礼》、《乐》书为“经”书;韵书不附于经书之后;文集与诗、词分立;类书不附于子部，这些都是对四部分类法的改进。该书目虽然只是一个帐本，但对于考查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图书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对明代的书目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中叶编撰的一部官修书目，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体例最全、质量与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综合性书目。这部书目是配合《四库全书》的宣传工作而编撰的。《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领导下编辑的一部大型丛书。为了编这套丛书，乾隆下令各地搜集古今图书，并成立《四库全书》馆，由当时的著名学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负责编辑。经过十年的搜集选择，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成，共抄写七部，分藏于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的文溯阁、承德的文津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收录在《四库全书》里的古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同时也著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六千七百九十三种、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卷。这些图书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对于查考现存古籍有重要参考价值及学术价值。它的分类体系集古代图书分类之大成，对清代及当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具体分为四部：

经部： 易类、书类、诗类、礼类(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训诂、字书、韵书)。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诏令、奏议)、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类 (官制、官箴)、政书类(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 (经籍、金石)、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推步、算书)、术数类(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艺术类(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物)、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类、小说家类(杂事、异闻、琐语)、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国朝)、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词集、词选、词语、词谱词韵、南北曲)。

《四库全书总目》不仅类目体系严整系统，而且每部有总序，大小类有小序，每种书附有提要。它的类序，剖析学术源流得失，成为了解学术发展的珍贵文献;它的提要记录典籍版本，考订文字异同，记述作者的事迹，阐明学术思想，成为后人阅读群籍的门径，探讨古代文化学术的渊薮。

因为《四库全书总目》卷帙太繁，翻阅不便，纪昀等又删节提要，除去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虽然是一部收录古籍图书较具权威的书目巨著，也达到了封建社会书目编撰质量的顶峰，反映了古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但是，因时代原因及条件所限，也还有些缺漏，后来不少学者作了纠谬补阙的工作，较重要的有余嘉锡编撰的《四库提要辨证》、王欣夫等辑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

官修书目是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取得的成就也最高。首先，历代官修书目都是在政府大力搜集图书、有了一定的图书收藏后才编撰的，这类书目既揭示了国家藏书的内容及状况，也为利用图书提供了方便。官修书目从汉代创其例，其后历代王朝形成制度，或于朝代初期，或以战争之后，总是指派专人整理图书，编制书目。其次官修书目的编撰者一般都是皇帝亲自指派的第一流学者担任。如汉代的刘向、刘歆;南北朝时期的王俭、李充;唐代的元行冲、毋煚;宋代的王尧臣、欧阳修;明清时代的杨士奇、纪昀、戴震等。专家编制书目是古代目录学发展中的一个传统，正是由于专家编制书目，才使历代书目的质量不断提高，推动目录学实践和理论不断发展。第三，官修书目重视文献的揭示及书目分类的科学性。在提要编撰方面，成就最高的一是刘向、刘歆的 《别录》、《七略》，二是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它们把提要的编写与图书内容的优劣评论、版本异同、作者思想及文字错漏等结合起来，内容十分丰富。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说的 “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书目中的大、小类序，探究学术源流、评判学派得失，有如一篇篇文化学术史，仅见其文字，就可窥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略。书目中对于文献的分类，表面看来是个部次甲乙的问题，实则是在学术分类思想指导下对当时社会文化知识的概括和分类，每部书目的分类表都是那个时代科学文化的真实写照，是一幅学术文化史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