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直笔写史的实录精神

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直笔写史的实录精神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所谓直书，就是要史家忠于史实，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历史，不作任何讳饰和曲笔。这就是刘知几所说的“正直者，人之所责，而君子之德也”(《史通·直书》)，也是章学诚所提倡的“史德”。这个传统起源很早，在史官的产生、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直书的观念就已经出现。《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曹刿谏鲁君：“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左传·僖公七年》记管仲的话：“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韩诗外传》卷七：“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 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感也，岁有效也。”由此可见，直书是当时史官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直书的内容就是包含着要记载许多错误和坏事。吏官本由巫官而来，即使在中国的史官文化阶段，史官也兼有卜、祝一类神职，其神圣的职守，要求他们的对史实的记录应有最大限度的忠实。当然，直笔写史，会有很多框框，也可能要冒危及人身安全的风险。因为在古代社会，史学是为王权政治服务的，要直书必然会触犯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可能会横加阻挠。在我国古代，有不少史官和史家坚持直书。他们把秉笔为史，看成是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以直书为荣，以曲笔为耻。他们不避强御，不畏风险，甚至不怕杀头。《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两个著名良史的故事。《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欲加害大夫赵盾，赵盾还未逃出国界时，他的属下赵穿已将晋灵公杀了，赵盾于是返回。太史董狐不写赵穿弑君，而写“赵盾弑其君”，并且在朝廷上让大家看。赵盾说：不是我杀的。董狐说：你是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不是你，是谁? 赵盾无可奈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大夫崔抒杀了齐庄公，齐太史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还这样写，崔杼把太史的弟弟杀了。太史的第二个弟弟又照样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还这样写，崔杼只好作罢。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们都为这事而死，便拿着简前去，听说已经写下来了，才折回家来。齐太史兄弟为坚持直笔，置性命于不顾，前赴而后继，的确感人，自古以来被传为美谈。这两个故事反映先秦史家秉笔直书的美德，特别是经孔子因董狐“书法不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以及儒家经典《春秋》、《左传》皆以称赞的笔法记载这两件事以后，秉笔直书的精神就成为后世史家所遵循的传统。

司马迁著《史记》，堪称是继承直书传统的典范。从汉代刘向、扬雄、班固起，都一致公认，《史记》是一部“实录”。班固解释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刘知几进一步说明所谓“实录”，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史通·惑经》)。司马迁主张直书并将这一精神贯彻在自己的著作中，例多不胜枚举。在《史记》一书中，不但对汉以前的历史如实记载，而且对汉以后的当代历史也敢于据事直书，不向暴力屈服，特别是对当朝开国君主和当今皇上的丑恶行径，照样大胆地进行揭露和讽刺，如实记载真实的历史情况。他的不朽之作《史记》，自然无愧于“实录”之称，这种“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编纂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写了《直书》和《曲笔》的专篇，总结唐以前直书的优良传统。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顾。若南(南史氏)、董(董狐)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韦昭)、崔(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史通·直书》)三国史家韦昭，主修《吴书》，孙皓要他为其父作“纪”，韦昭不同意，认为“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三国志·吴书韦昭传》)。北魏司徒崔浩主修魏国史时，坚持直书，而且刻书于石，方达百步，立于国都郊外大道之旁，以彰直笔。浩书国事，备而不典，无所阿容，因遭杀害。这类正直的史官和史家虽然为数不多，但在直书精神的感召下，却也代有其人。他们大都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唐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言行，太宗欲索取过目，褚遂良以从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而拒绝。太宗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回答说：“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旧唐书·褚遂良传》)唐代史家吴竞即《贞观政要》的作者，他曾参与修撰《则天皇后实录》，把当时发生的一起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如实记录下来，宰相张说感到此事对自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竞义正辞严地当面拒绝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吴竞也因而被时人誉为“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唐会要·史馆杂录下》)。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人、《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袁枢，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分修《四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国史·列传》时，原宰相章惇家属曾以同乡关系，请“文饰”章惇的传记，遭到袁枢的严正柜绝：“子厚(章惇字)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人公议!”(《宋史·袁枢传》)直书实录的传统，也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家所继承。如辽兴宗猎于秋山，而熊虎死伤数人。有司奏闻于朝，史臣萧韩家奴即书于史册，辽兴宗命其删去。“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辽史·萧韩家奴传》)金朝对史官记事限制很多，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说：“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记录。”经大臣们引经据典，金世宗也从《贞观政要》记事中受到启发，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金史·石琚传》)。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秉笔直书传统影响之深远。

直笔是作为曲笔的对立面而存在，并发展的。曲笔在史学上也是客观存在的。曲笔的目的，大则“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小则“假人之美，藉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已仇”(《史通·曲笔》)。在作法上，一是任情褒贬，随意抑扬;一是迎合权贵需要，不惜篡改历史。如沈约出身仕宦，历仕宋、齐、梁三朝，他撰《宋书》，对高门士族大肆吹捧，凡属高门士族便有“佳传”、“美名”，入传的高门士族几乎占半数，仅王、谢二姓就达三十多人。同时，沈约又袭用陈寿回护书法，对宋、齐变嬗篡夺之事，既要替宋忌讳，又要为齐回护，使史事淆乱不清。所以刘知几指责《宋书》“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逼行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史通·曲笔》)。又如《魏书》作者魏收借修史之便，凭个人恩怨随意褒贬，“每言：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齐书·魏收传》)。对参与修史诸人，则“祖宗姻亲多被收录，饰以美言”(同上)。由于魏收任情褒贬，致使众议沸腾，反对甚烈，被讥为“秽史”。

曲笔之风，实肇始于孔子。前引董狐在史册上写“赵盾弑其君”一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孔子看来，晋灵公之死，赵盾应承担责任，董狐所记是正确的。一方面晋灵公不君，另一方面，赵盾又确是一个贤良大夫。但为了顾全维护礼法大局，赵盾只得承担弑君恶名。如果赵盾不在国内就可以免除恶名了。孔子称道董狐为“良史”有两层含义，一是董狐直书晋灵公被杀事没有隐讳，表现出忠于职守的品质;二是董狐指称赵盾为凶手，是坚持礼法原则记事。由此可见，孔子“良史”标准的内在矛盾，既要求忠于历史，又要求不直书历史。他所赞赏的“书法不隐”，并非完全反映客观史实，而是追求符合礼法名分的“真实”。他还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已是在公开提倡曲笔隐讳了。孔子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他修《春秋》的实践中就有反映。例如践土之会，晋文公实召周天子前往，但孔子认为臣下召君是非礼，于是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作“天王狩于河阳”，假称巡狩外出。孔子的“春秋笔法”，对后来史家起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孔子同为“直书”和“曲笔”的始作俑者。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对孔子的曲笔讳饰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南宋的郑樵更是竭力反对。如刘知几说：“观夫子《春秋》也，多为贤者讳。” (《史通·惑经》)，《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史通·疑古》)。历代正史中出现的曲笔隐讳，不能说与孔子的曲笔理论没有关系。

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从史学发展的全貌来看，曲笔毕竟只占少数，正如刘知几所说：“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史通·曲笔》)这就是说，直书是主流，曲笔只是支流。这是因为曲笔与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发展的趋势相悖，也违背了起源甚早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因而任何时代的曲笔，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而且，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再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看，任何史家以曲笔作史而得计于一时的史书，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正因如此，直书一直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流传至今的众多古代史书也因此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