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社会功能·“乡土中国”中的示范作用·以天下为己任

儒学文化的社会功能·“乡土中国”中的示范作用·以天下为己任

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的人们已分化成了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谷梁传》成公元年条云：“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士这一阶层起着巨大的作用。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士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事实上，自战国游士兴起之后，士实际上已成了四民之首。

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士(知识分子)扮演的恰恰也是这样的角色。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社会的良心，是中国社会人伦价值的承担者。他们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起着示范的作用。

志于道

孔子的“士志于道”已规定了士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说，更为明确地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关注的不是一己之生命与私利，相反，他们以如何建立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秩序为其终极目标。所以孟子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可以说，儒家思想是确立士的历史使命和基本价值观的最基本的思想渊源，它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重名节、重骨气的光荣传统。

东汉桓帝时，外戚梁冀杀贤臣李固、杜乔，暴尸城外，并下令有敢收尸者加其罪。李固的弟子郭亮，年方十五，乃左手拿着奏章，右手提着斧锧，赴皇阙上书请愿，乞求收殓李固的尸体。不许，郭亮就在尸前恸哭，守丧不去。李固另一弟子董班闻固死，也星夜奔赴，哭泣尽哀，守尸积十日不去。杜乔的老部属杨匡闻杜乔死，痛哭流涕，星夜奔驰，赶到洛阳，装扮成护门卒，守卫尸体，驱逐蝇虫达十二日，并带着斧锧赴皇帝的宫阙上书请愿，乞求收葬李固、杜乔的骨骸，总算得到梁太后的应允。于是，郭亮、董班、杨匡遂分别奉李固、杜乔的灵柩回乡。后来此三人从此隐居不仕，莫知所归。(参见《后汉书·李杜列传》)可见，东汉时代的士大夫不怕牺牲，不惧权威，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依旧循仁蹈义，维护着自己的骨气名节。在他们看来，人格的尊严、骨气名节要远远地高于个人的血肉之躯。他们的行动表明，政治权威并不是至高无上的。

在李固、杜乔死后十九年，党锢之祸起。当时的名士李膺、陈蕃、范滂等皆死于党锢之祸。这些党锢领袖不畏权势，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袁宏《后汉纪》卷二一“延嘉二年”条曰：“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后汉书·陈蕃传》云：“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世说新语》卷一《德行》篇曰：“陈仲举言为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党锢列传》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李膺、陈仲举、范滂皆为党人魁首，他们的言行足以倾动一世之豪杰，在当时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他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天下为己任的义行继承了先秦儒学思想的精义，而下启宋明儒学家的“民胞吾与”的天下一家的理想。

在捕杀党人之时，这些党人有许多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歌可泣的表现。当时范滂正在他的故里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县东南)。督邮吴导来到征羌县，抱着诏书，关闭驿站旅舍，伏在床上大哭。范滂听到此事，知道吴导一定在为他的事而痛苦，于是自投县狱。县令郭揖见范滂大吃一惊，拿出印绶，准备与他一起逃亡，并对范滂说：“天下很大，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里来呢?”范滂则说：“我死则祸消，怎么敢连累你呢，又怎么能让我老母随我流离他乡呢?”他和母亲诀别时，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顺，足以奉养您。我就到黄泉追随父亲去了。这样，活的、死的各得其所。只是您老人家要遭受和亲生骨肉分离的悲痛，希望您不要过分悲伤!”他母亲则说：“你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也无所遗憾。既想有美名，又想求长寿，能两全其美吗?”范滂跪在地上接受他母亲的教诲，又磕了头拜谢母亲的养育之恩，然后从容赴义。(《后汉书·党锢列传》)东汉士大夫之名节于此可见一斑。

宋儒于东汉士大夫之名节，大加赞赏。《二程语录》卷一云：“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矣。”又同书卷一一云：“东汉士人尚名节。只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贤也。”明未清初诸儒也不遗余力地表彰东汉士大夫之名节。如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顾亭林谓东汉末年“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他又以宋代士大夫与东汉士大夫比论，并引《宋史》之言，而申论之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悟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知天下无不可以变之风俗也。”(《日知录》卷一二《宋世风俗》)于此可见，宋明儒者深有契于东汉士大夫之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

可以说，宋儒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实渊于东汉士大夫之舍己为天下之高风亮节。宋代儒者中范仲淹最先标举“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朱子评论本朝人物，独以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并说：“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欧阳修撰《范公神道碑》也说：“公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从宋代以来，大家一提起范仲淹几乎便会想到上引两条关于他的评语。“以天下为己任”是朱子对范仲淹的评语。这句话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宋代新儒家对儒家学者的社会功能的最好概括。朱子用此语来描述范仲淹则是因为后者恰好合乎这一规范。范仲淹在其名文《岳阳楼记》实质上提出了对士的这一新的规范，“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士的历史使命的新的规范是对东汉以来士大夫精神的概括和升华。它立刻在宋代的儒家学者之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范仲淹率先提出了这一规范，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道德规范。黄庭坚《跋范文正公诗》云：“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人品也。故余每于人家见尺牍寸纸，未尝不爱赏，弥日想见其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

宋儒于东汉士大夫之名节，颇加推许，但指出其“只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贤也”。在宋儒看来，名气骨节应是天理或形而上之道在人世间的自然流露或表现。这就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境界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础，于是，宋儒的气象更为宏阔，境界更为高洁、规模更为宏大。

张载提出了“合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本性是与一切人、一切物相同的，应该泛爱一切人、一切物。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在《西铭》中，张载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泛爱思想。他说：天可以称为父，地可以称为母。我是藐小的，和万物一样，生存于天地之间。所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就构成我的身体，气的本性即作为天地之间的统帅的，就是我的本性。所以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从现象上看，人的形体似乎为自己所私有，但实质上他是属于宇宙，属于全人类的。人的言行的准则便是爱一切人、爱 一切物，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程、朱熹等人对于张载的哲学多有批评，然对于《西铭》的思想却大加赞赏。二程认为，“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朱熹也说：“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是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作的哲学注脚。

程的哲学也每每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指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先生语二上》)程颢、程颐虽是兄弟，但俩人的学问不尽相同，性格与行为也不尽相同。大程的个性广厚宽和，跟他在一起如沐浴在春风之中。他的一位学生描绘他说：“先生德性充实，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宋元学案》卷一四，《明道学案下》)我们看他的诗：“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明道文集》卷一)我们可想而见他的为人，满腔快乐，生趣盎然。《近思录》亦云：“明道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风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而裕。当法令繁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人皆病于拘碍，而先生处之绰然;众忧以为甚难，而先生为之沛然。虽当仓卒，不动声色。”“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近思录》卷三四)明道先生为人“一团和气”、“待人如春风之温，如时雨之润”，所以“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袱而诚服”。明道“所至，士大夫多弃官从之学，朝见而夕归，饮其和，茹其实，既久而不能去”。不唯士大夫，虽桀傲不恭之士，“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门人朋友叙述并序》)可见，程颢作为一个儒家学者的巨大的人格威力。反之，小程的态度严肃，待人接物极为认真。有一次，他看见宋哲宗在园中折柳，便正色道：“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宋元学案》卷一五，《伊川学案上》)他的学生游酢、杨时去看他，正碰到他瞑目静坐，俩人不敢离去，侍立于侧。待程颐启眼看到他们俩人时说：“贤辈尚在此乎!既晚，且休矣。”等他们出门时，门外之雪已积了一尺多厚了。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程门立雪”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程颐师道尊严的人格力量。

高攀龙(1562-1626)，江苏无锡人。万历进士，东林党领袖。与顾宪成等讲学于东林书院，时称“高顾”。

南宋的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合为四书，倾其毕生精力为之作注，建立了新儒学的传承道统。朱熹的思想支配了中国、韩国、日本的思想界长达七百年之久。但这样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生前却过着“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自运而至者，豆饭藜羹，率由共之”的安贫乐道的生活。(《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传》)朱熹一再强调，凡看《论》、《孟》、《学》及北宋四子之书，“非但要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论语集注·公治长、颜渊季路侍章注》)要知圣贤之为学，更要学圣贤之为人。圣贤人格的本质特征是“继天立极”。圣人有贯通“天”和“人”的双重使命和特殊地位。《语类》卷十四记载永嘉沈僴录朱子回答“继天立极”一段云：“问‘继天立极’，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

民胞吾与

宋明理学自北宋五子(周、邵、张、二程)始，就把实现道德理性的自我完善的精神境界和人格超越的理想追求作为建构新儒学的主题。周敦颐教诲二程兄弟去寻找“孔颜乐处”，知其所乐究为何事。张载《西铭》视天地万物皆我，提出“民胞吾与”的“大心”境界。二程则说：人须当学颜子，便入圣人气象。要世人在“安于义命”的前提下，去追求人格的超越，攀登那“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理想境界。朱子要人学圣贤之为人，要继天立极。他们共同开拓了整整七百年的宋明新儒学的新气象，支配了当时的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他们以其精微的性理之学开创出了一套更为深刻的价值系统。他们的崇高品格操守为中国传统士人塑造出一番崭新的风貌，对后世的影响既深且巨。

南宋以后，新儒家日益重视社会的教化，于是纷纷创建书院，到社会上去讲学。由此，新儒学的伦理价值观念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竟至王阳明以后有“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

宋儒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成为了后世士子矢志恪守的道德信条。他们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儒学的人格理想，抛却一人一家之私利而以天下国家为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晚明东林党人便是这样的楷模。明末魏忠贤擅权。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朝野为之大震，国子监“合监师生千余人无不鼓掌称庆”(《明史》卷二一六，《蔡毅中传》)。左光斗随后也论劾魏忠贤和魏广微三十六斩罪，而魏大中“与杨涟、左光斗首击逆珰，南北各衙门交章应之”。他们都被阉党逮捕到北京，惨死在酷刑之下。杨涟被捕后，在《祷岳武穆王文》中表示，“某一身一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临终前，他在狱中写下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充分显示了蔑视权阉、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此之前，另一东林党人汪文言“幽囚拷掠，五毒备至，但卒不诬正人一言”。他在痛楚中醒来，怒视狱官许显纯，“张目大呼曰：勿得妄书招辞，吾后当与(尔)面质”。言罢忿恨死去。魏大中在刑讯之日，昂首怒目，直指问刑之明心堂为“昧心堂”。顾大章“每被拷掠，切齿不发一声”。遇难前数日，他右手只存食指、大指，仍奋笔作书：“吾以五十死，犹胜死耆寿而无子者;吾以不祥死，犹胜死牗下而无闻者。吾故作风波翻日月，长留清日照人心。”并告诫家人，以后两句做祠堂的对联。吏部周顺昌原与东林无涉，但他却对人说：“臭味所投，自有不谋之合。”(《东林书院志》卷二二，《诸贤轶事》)在反对阉党的斗争中，他与东林党人的命运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魏大中被逮，许多人都躲闪不及，他却“独往款语累日，临别涕泗”，还“买舟远送，校尉止之”。顺昌张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尔曹归语忠贤，吾即故吏部周顺昌也。”因而激怒魏忠贤，被捕下狱。在狱中，他倍遭拷打，体无完肤，仍骂不绝口，无一语哀乞。其他东林党人也都表现出了铮铮铁骨。高攀龙曾说：“削夺但足以损国威，高士节，不足辱也。即使刀锯，益足以损国威，高士节，不足畏也。”他以大臣不可辱，未赴诏狱。而是在无锡自杀的。“忽传有缇骑消息，存之(攀龙号)微笑曰：‘吾视死如归耳。’又数举原无生死四字”，当晚即赴水死。(《高子遗书》附录《高攀龙行状》)高攀龙从容赴义表现了对权威的高度蔑视。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死前还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九《左忠毅公逸事》记载十分真切：“及左(光斗)公下狱，史(可法)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鋔，为除不洁者引入狱，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拔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此!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以后史可法在抗清斗争中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种种表现，无疑是东林党人硬骨头精神的发扬光大。

孔子最先揭示出了士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认为士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实践者。曾参发挥师说，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皆有“澄清天下之志。”五代以降，时风浇漓，范仲淹则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宋明儒士中激起巨大的回响。张载的“民胞物与”，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晚明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气活埋”，……都闪耀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是我们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及其顽强的生命力的具体体现。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阶层，始终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德合天地，道济天下”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