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正人君子—道统之人格论·“正人君子”的丰富内涵

一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正人君子—道统之人格论·“正人君子”的丰富内涵

儒家关于“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学说，由孔子创立，孟子发挥，经历代儒家充实、发展，几乎集自原始社会以来一切优秀伦理思想之大成，因而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1)重公爱国。儒家对“大同”理想境界的孜孜追求与现实的结合，便是重整体、爱国家的伟大情结的思想源泉。孔孟都强调公、义，反对私利。公指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义指社会正义、治国做人的原则。每一个人都要重整体，轻个体;重社会，轻个人;重礼义，轻利益，不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以适应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需要。

孔子强调忠君爱国，为社会进步多作贡献。他认为，士不可不弘毅，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宽广的胸怀，坚强的毅力，不怕任重道远，坚持见义勇为，努力以自己的学识道德影响社会，促使重民、爱民、惠民、利民、富民等进步主张的实现，谋求“大道流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孔子把国君视为国家的代表，主张“事君以忠”，“居之无倦”，尽心尽职，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孔子并不赞成对君的盲从。他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孔子常把义与利并提，要人们用义理之心抑制利欲之心。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必须“见利思义”，重义轻利，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君子处事的原则是合乎义理，唯义是从。孔子把义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冉有积极参加抗击齐国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孔子称之为义举(见《左传》哀公十一年)。这反映了孔子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治国安民为己任的远大政治抱负和廉洁奉公的品格。“仁”作为一种内心心理，是重公爱国的内在根据。所以，孔子强调，君子应时刻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第一生命，“无终食之间违仁”，“有杀生以求仁，无贪生以害仁”。孟子则强调以理性把握社会伦理规范，控制生理本能，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舍生而取义”。这种崇尚仁义、重公爱国的精神，应该说是很高尚的。虽然后来被宋明理学家们引上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歧途，但其思想本身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积极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岳飞英勇抗金，精忠报国，成为千古佳话。陈亮晚年中了状元后赋诗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龙川文集》卷一七)表达了他饱满的爱国激情。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怀，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充分表现了儒家知识分子重公爱国的崇高思想境界。这种“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虽然对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性发展造成了种种限制，但它确实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条件和道德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发达作出过有益的贡献。所以，我们今天在批判封建礼教扼杀人性的残酷性时，必须对“社会本位”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给予合理的评价，看到其发展的过程，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成分。

(2)刚健进取。这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的反映。《易传》有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认为有道德的人应该像日月经天那样，刚健奋进，永远努力，绝不停止。这种自觉向上、奋进不止的拼搏精神，早在远古即已有之。在距今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即已发现用贝壳堆塑的龙。成书于西周的《易经》六十四卦中第一卦乾卦，就是借龙的变化表达变易、发展的观点。龙能隐能显，变化万端，能布云行雨，腾跃升天。虽然后来人们给龙加上了许多封建色彩，但中华民族以龙作为自己民族的象征，确实表达了一种奋发向上、刚健有为的精神。这种精神经孔子儒学的弘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孔子认为，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仁人君子，必须好学上进，勇敢无畏地追求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要矢志不渝，坚忍不拔，像耐寒的松柏那样，经得住严峻的考验，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自己身体力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四书”之一，反映孔子孙子子思思想的《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子这种刻苦好学、自强不息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儒家的圣人君子都是这样做的：“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自强不息矣。”(《周易集解》引干宝语)胜利时不骄不躁，困难时百折不挠。“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的这一名言正是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写照。从先秦到近代，这种自强不息的思想为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成为中华民族堪于立世、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过一段集中的记载：“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布《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愈遭挫折，愈加坚韧的自强精神，是许多知识分子卓有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基础。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刻苦治学，终于成为西汉大儒。朱熹一生，刚直俭朴，好学深思，写了六十部著作，达四百三十卷之巨。王夫之在躲避清朝侦缉，藏身石船山中，贫病交加，腕不胜砚的艰难条件下，仍发奋著述，从不辍笔。“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王夫之《七十自定稿》)，就是他战斗一生的光辉写照。

孟母断机处碑

这种刚健进取的精神，是正人君子崇高气节的表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对恶势力和外来侵略要坚持斗争，决不屈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则要求志士仁人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文天祥抗元被俘后，坚贞不屈。他在《过零丁洋》一诗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被捕入狱，在牢狱墙壁上题写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激励后人继续斗争。穷且益坚，坚忍不拔;万难不屈，坚贞不渝。这种奋发向上、奋勇拼搏、刚健有为、永不停步的进取精神，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创造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美国学者埃德温· 赖肖尔在《中国论》(1992年出版)中指出：“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具坚韧力的国民……本质上是不灭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他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3)尽善尽美。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孔子深刻总结和全面发展了原始社会以来的优秀道德传统而建构起来的。孔子在结合社会需要，总结前人美德(包括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范畴，赋予其时代的新内容，作为“正人君子”的道德准则。这些范畴主要有：仁：有爱人之心，以助人为乐;孝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待人(尤其是上级)竭心尽力;义：见利思义，重义轻利，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直：真实不虚，正直不屈;礼：以礼让的原则治国，先人后己;知：聪明博学，通达礼乐;信：恪守信用，取信于人(民);谦：不说大话，居功不傲，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勇：见义勇为，果敢坚强;惠：给人好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温：态度温和;良：心地善良;恭：严肃认真;俭：勤俭节约;宽：待人厚道;敏：勤于劳作;刚：刚强不屈;毅：坚决果断;木：淳厚质朴;讷：说话谨慎;公：公平合理;……等等。通过学习、内省、实践等多方面的努力，“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每日“三省吾身”，见过自讼，“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说到做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严格地按照上述道德规范办事，无过无不及，常行而不易，就达到“中庸”这一“至德”，成为理想的仁人君子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这样的君子，如果居于高位，“行中规绳而不丧于本，立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见《荀子·哀公》)，就达到贤人境界;如果进而有圣明智慧，晓万物之理，“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在充分、完全地实现自身的本性和价值的同时，充分实现天下一切人的本性和价值，那就达到“圣人”这一理想人格了。儒家理想人格学说内容之丰富、境界之高雅、价值之珍贵，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这样的理想人格，不仅在当时是最完善、最美好的“完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高尚的。这一理想人格经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的不断弘扬，更加完整、充实、光彩照人。这一理想人格，既是鼓舞统治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加强道德修养，为建设一个富强而安定的封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也是限制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谴责贪官污吏，打击不法分子的思想武器。在孔子伦理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道德，对全社会产生支配作用以后，这些道德规范又逐渐为劳动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把“完人”作为效法的楷模和理想的目标，追求道德的完善，这在现实社会中却是有意义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4)人皆可圣。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抽象于现实社会，概括于历代圣贤，又服务于现实的社会人生。孔孟及后世儒家学者都把这一理想人格作为人们奋斗的最高目标，并从理论上鼓舞人们积极地向“仁人君子”靠拢。

孔子认为，人们“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习染的不同，才有了较大的差别。这就承认了每一个人在人格修养上的平等权利。

孟子进而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待人长大后，这“四端”便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就向人们指明了修养为“圣人君子”的可能性。

荀子持“性恶论”，认为人性就是与生俱来的“本始材朴”的本性，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和目之好色、耳之好声、口之好味、心之欲求等方面的物欲和情欲，它们与封建道德的要求是相对立的。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发生争夺乃至互相残杀，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必须通过后天的“化性起伪”，即通过良好社会环境的影响、法制与道德教化，进行人为的加工，变革恶的本性，培养善的品德。他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具有“仁义法正”。人们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加强道德行为方面的修养，就能认识、掌握“仁义法正”而成为圣人。他与孟子殊途同归，也得出了“涂(途)之人可以为禹”的结论。

儒家学者，几乎都承认在人性和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孔子的“性相近”，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在这一问题上都是统一的。“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东汉蔡邕提出“人无贵贱，道在者尊”(《劝学篇》)。张载、二程、朱熹等认为，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天地之性”(亦称“本然之性”、“天命之性”)，“天地之性”来自本体的太虚之气，是无地万物与人类的共同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朱子语类》卷四)因为“理”是“至善”的，所以“天地之性”也是至善的，“性于人无不善”(《正蒙·诚明》)。因而人人也便具有了先天的善性，具有了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还有来自阴阳二气的“气质之性”，一旦气发生偏差，就会产生“恶”。所以，每个人又必须认真读圣贤的书，加强道德修养，“变化气质”，改变人所禀赋的客观“气质”，使自己成为圣人。可以说，理学家们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综合。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代表了儒家在人性修养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为每一个人都发放通往理想人格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