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风范—礼仪制度·雅的中心在于培养内德

儒雅风范—礼仪制度·雅的中心在于培养内德

儒雅，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体现在言谈举止诸方面的外在文明风度，但要培养这种儒雅风范，关键却不在于训练外在言行，而在于养成一种充实饱满的服膺礼义的内德，儒雅是这种内德的外现形式。

儒家这种由内而外的修身路线，可以上溯到周公制礼作乐。周公鉴于殷商借助鬼神力量进行统治的失败，转而致力于调整宗法伦理秩序。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拟定了各个阶层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而且通过艺术从内部感化人们的情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等级伦理秩序。“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汉书·礼乐志》)在礼乐二者之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乐，因为它把人们导向内心情感世界，从而提出了“治心”的问题。儒家学派正是自觉继承了这种治心的思想方法，中国后代的许多大哲学家也都在治心方面大做文章。

仁心与文饰相副

春秋时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社会陷入无休无止的纷争之中。儒家祖师孔子以一身系天下的宗教承担精神，勇敢地肩负起救世的历史重任。他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态度，周游列国，宣传礼义，力图复西周礼治秩序。孔子本人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的“述”主要是祖述周礼，他的崇拜对象是制礼作乐的周公。但在实际上他并非毫无创新，“仁”就是孔子提出的最重要的伦理范畴。孔子提出仁学范畴的目的，是要通过培养人们的仁心来自觉地遵守外在礼仪规范。无疑，这是继承了周公以音乐艺术感化人心的由内及外的思想路线。孔子力求将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化为人们内在的主动性的欲求。孔子一再强调，礼乐形式相对于内在的仁心是次要的东西。《论语·八佾》载孔子语云：“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是说如果没有仁心，那么礼乐也就成为毫无实质内容的外在形式了。同篇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个“俭”与墨子所说的“节用”、“节葬”含义完全不同，它是指与其铺张浪费在形式上大做文章，还不如俭朴而真诚。就丧礼而言，与其礼仪周到，还不如过度悲哀。孔子在这里说明，内心的伦理情感较之于外在的礼仪形式更为重要，仁心才是礼的根本。《八佾》又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以《诗经·卫风·硕人》中的诗句和佚诗问孔子，孔子拿绘画作答，绘画时先有白色底子，然后再画上花卉。它的潜在意义是，《硕人》中的美女首先应该道德完善，然后她的美貌才值得赞赏，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过之”的意思。聪明的子夏举一反三，从中悟出礼仪规范是在仁义道德之后的道理。从孔门师弟子的对答中可以看出，儒家尤为重视礼仪形式之后的仁义实质。《论语·阳货》载孔子语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就进一步说明，礼乐不仅仅是玉帛钟鼓这些形式，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仁心，具有真诚的伦理道德情感。当然，儒家在重视伦理情感的同时也强调形式，理想的境界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在的仁心与外在的礼仪风范的统一。《论语· 雍也》载孔子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如果仅有仁心而无外在文饰，那么就未免显得粗野;而过分地注重文饰忽视仁心，就会流于虚伪浮华。只有仁心与文饰相副，文质彬彬，才是一个君子的风度。在《论语·颜渊》篇，孔门弟子子贡批驳了重质轻文的言论。文中载：“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由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认为只要一个人具备仁心就可以成为君子，至于那些外在的礼仪形式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子贡驳斥了这种片面的重质论，认为文和质同等重要。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除去虎豹和犬羊两类兽皮上的皮毛文彩，那么这两种皮革就很难加以区别了。这就是说，形式与内容应该并重。当然这种并重是以培养内在的仁心道德作为前提。在具备仁心的条件下文质彬彬，其具体思路仍然是由内及外。

西周大盂鼎铭文内有“德”字

诚于中，发于外

孔子以后，思孟学派和荀子从不同的方面发挥了孔子关于培养内德的思想。相传是子思所作的《中庸》，提出一条至诚、尽性、与天地参的修养路线：“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熹集注：“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周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朱熹用“圣人之德之实”来解释《中庸》的“至诚”，这种圣人之德实际上就是儒家所强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真诚仁心。将这种真诚仁心毫无保留地发掘出来，这就是充分地展现人的本性。然后再将这种仁心推己及人，推己及物，这样人与人，人与物就会在天地仁心这一层次上达到沟通，从而使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将个体人格上升到宇宙论的层次。如果说《中庸》关于至诚尽性的说法还比较抽象玄虚的话，那么儒家大师孟子就以比较浅近通俗的形式表述了相同或相近的思想观点。孟子主张性善，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当一个小孩即将失足落井的时候，路边的陌生行人都会抢上前去拉一把，这就是人类本有的善良本性的体现，这种善良本性也就是仁义之心。《孟子·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伦理品质并非是外力强加给人们的东西，它们就存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中。有些人将这些善良仁义之心加以培养、保护和扩充，所以成了圣人;而另一些人则不注意发掘和培养自己本身具有的善良本性，所以只能成为众人;而有些人丧失了仁心，从而最终成为恶人。孟子有一句名言，叫做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成为尧舜的方法就是扩充内在的仁心。这种仁心会自然而然地由内及外得到体现。《孟子·尽心上》云：“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是说君子的仁义礼智本性外现在神色、颜面、肩背乃至四肢手足的动作之上，不必说什么，别人就会一目了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这是因为诚于中而必发于外，内德充满，外在的言谈举止、神理气色就必然符合礼仪规范，就必然具有儒雅风度。孟子本人就是培养和扩充内在仁心的身体力行者，《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袭义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几千年之下我们读《孟子》，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孟子由培养内德而外发出来的强大的人格力量。

修养由内及外

与孟子倡导性善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荀子·性恶》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王先谦集解引郝懿行注，以为“伪”通“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其善良是人为的产物。怎样改变人类这种恶的本性呢? 荀子开的处方是劝学。《荀子·劝学》所描述的学习途径是：“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个“经”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种学习过程应该伴随一个人生命的始终：“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只有永远学习，才能具备做人的资格：“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学习最终能够化性起伪，使人性由恶变善，而这种善心又通过四体动静而外现出来：“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思孟学派与荀子在对人性的看法上有性善与性恶之分，但是他们由内及外的修养路线是彼此一致的，而他们确立君子风范的意旨也是相同的。

身修而后齐治平

孟荀之外，其他儒家典籍也同样强调培养内德的重要性。如《周易·坤文言》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黄中通理，正位居体，是就坤卦的六五爻位而言，地色黄，居中位，故曰黄中。通理是指合于正道。正位居体，犹言体居正位。《坤文言》认为六五爻居于中正之位，合于正道，具有内在的美好品质，而这种君子之美有一个由内而外的实现过程，它必然要“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六五爻的美，关键仍在于它的内在品质。极受儒家重视的《礼记·大学》，以“诚于中，形于外”为其修养思路。文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所绘制的人生蓝图，其基础仍然是内在的道德培养。

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提出仁学范畴，再到思孟学派、荀子、《易传》、《大学》，儒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由内而外，由小及大、由伦理到政治的学说。这个学说的终极目标是治理天下。儒雅风范是这个人生路线的产物，它是儒家实践在由伦理到政治的人生路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或者说，儒雅风范是儒家内在伦理道德品质的一种外现形式，内德是儒雅风范的决定因素。

儒雅风范离不开外在服饰风度。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位贫困的儒生，他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他去讲求服饰风度，那么这样的儒生是否符合儒雅标准?《庄子·让王》篇所载的一个寓言故事对此作出了出色的回答：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 曳縰而歌《商颂》，声满天地， 若出金石。 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

从曾子的外形来看似乎无雅可言，倒是与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的内德充满，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他的内在精神光芒四射，他的蓝褛的外表更衬托出内德的高尚，这也是一种雅，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儒雅风范。这个寓言故事进一步说明，儒雅风范的形成，关键在于培养内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