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吴越浓厚的尚文风气·吴越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

吴越文化·吴越浓厚的尚文风气·吴越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既是尚文的表现，又是尚文风气形成的原因之一。

官学 中国文化教育复兴于宋代。东汉以后，朝廷博士制度衰落，学业多限门第。到了北宋初期，最高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右文”政策。于是，重振儒学，太学与各地郡县之学复苏。兴学运动始于宋太宗庆历年间，倡导人是范仲淹。范氏对政府科考取人不经正规学习意见很大。他任参知政事后，便敦促太宗，下诏各州县，设立学校，聘请名师主讲，并且规定不入官学不能应举。于是，为了入仕，学子纷纷进官学学习，学校大盛。以后王安石、蔡京主政时，又有过两次大规模兴学运动，故宋代郡县学特盛。

吴越地区是最早兴学之地。这和胡瑗(9931059)的努力分不开。胡瑗是宋代教育的鼻祖。范仲淹任职苏州时，出于兴学想法，让宅建学，聘胡瑗为苏州府学教授。苏州人“从者日众，人文骎起”。后来，胡瑗又到浙江湖州府任教授，欧阳修称：“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传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欧阳文忠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庆历四年，太宗下令复学，范仲淹又把胡瑗召去主持太学，于是，胡瑗的分科教学又成了太学教育法。胡瑗教育内容分二类，一类是“经义”斋，学习六经;一类是“治事”斋，研究致用之学，比较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应该说较科学，故明代学者程敏政称“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月河精舍丛钞·安定言行录》上)。由于吴越地区经济较发达，读书求功名习浓，所以，吴越地区的官学一直比较发达。

义塾 吴越地区宗法观念强，人民多聚族而居。大的宗族也兴办学校，称“义塾”。如果把县、郡两级官学称为“中等教育”，那么，义塾不妨可理解为“初级教育”，犹今天的小学。吴越地区义塾不少，如浙东地区，著名的义塾有东阳南溪蒋氏义塾、诸暨白门方氏义塾、浦江麟溪郑氏义塾(又称东阳精舍、东阳书院)、镇海十七房郑氏义塾等。义塾多为免费学校，同宗的穷人、富人子弟都可以受教，它无疑为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书院 书院有多种类型，有的类义塾，如浦江麟溪郑氏义学，便又名东明书院。东阳郭氏的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南湖书院，也主要是延名师教授子弟的。有的类官学，元明清时期，书院的官学化倾向很重，尤其是清代书院，多习考课，和官学差异不大。有的类研究所，有的书院政治色彩很浓，如东林书院。最有意义、最值介绍是后两类书院。

作为研究所式书院，始于南宋。这和理学、浙学的兴起分不开。理学是一种讲性理的新儒学，理学要传播开去，必定要设馆授徒。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同时也是讲学式书院的开创者。朱熹一生十分重讲学，复建白鹿洞书院，作《揭示》，亲任主讲;建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寒泉精舍，传播理学，四方士友，来学者甚众。吕祖谦讲于丽泽书院，传播婺学。象山书院传播陆学。弟子们建的书院更多，如浙东的四明学派，传播陆学，多建书院，杨简讲于碧沚书院、慈湖书院，袁燮讲于城南楼氏精舍，沈焕讲于竹洲书院。杨简弟子桂万荣则作石坡书院传杨学，另一弟子童居易的孙子，则建杜洲六先生书院。南宋至元代，讲程朱理学和陆学的书院特盛。明初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书院一度沉寂。到了明中叶，由于王学的兴起，书院讲学风气复炽。王阳明为传播心学，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死后，弟子为纪念他，纷纷修起了书院。整个晚明时期，由于王学的炽盛，全国各地的讲学风、建书院风特盛。甚至清初还有些书院仍讲理学，如关中书院、鳌峰书院、姚江书院、漳南书院、东林书院、紫阳书院、还古书院等。

到了清初，书院的讲学内容发生变化，由理学而转向经史实用之学，“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明的王学末流，“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王吴君墓志铭》)，必然引起务实学者的反感。晚明社会危机加深、实学思潮逐渐兴起，王学开始遭到批判。反王学的发源地是吴地。吴下素轻心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冬，松江学人何良俊到北京，谒拜其师、王学弟子聂豹。聂豹问何氏：“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何氏答曰：“二十年来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涉猎两遍。”聂豹不高兴地说：“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何氏听了，心中很不服气，“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三代而下以至于今，经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纷集，则茫然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沉痼矣! 可无惧哉!”(《四友斋丛说》卷五)何良俊的这番话，典型地反映出了吴地学人普遍重经史的一些想法。

由于吴地素有重读经史风，因而到万历末年，无锡顾宪成兄弟重建东林书院时，便提出了“尊经复古”的口号。复社也以“复兴古学”相标榜。特别是钱谦益也大声疾呼“通经汲古”口号。由于钱氏是晚明一代文宗，所以，他的倡议，对晚生后进尤有影响力。其弟子、汲古阁主人毛晋，响应老师号召，重刊“十三经”、“十七史”，引导全国士人读经读史，则直接促进了这一学风的形成。

浙地是王学的发源地，自明中叶后，浙江王学炽盛。由于浙东禅派佛学旺盛，不久，王学便和禅学日渐合流。黄宗羲所谓的束书不观，主要指浙东的王学。浙东最早憎恨这一学风的是黄氏老师刘宗周。天启年间，刘宗周在绍兴开证人会(书院)，主要目的便是纠正这一风气。他曾气愤地说：“此乾坤何等时，犹堪吾辈从容拥皋比讲学!此所谓不识人间羞耻者也”(《思复堂文集》卷一《刘门弟子传序》)。刘宗周提出了“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偶而也主张读“四书六籍”。后来，黄宗羲进一步发挥为“儒者经纬天地”，且接受了朋友钱谦益的主张，在浙东地区也大力提倡读经读史，以此作为“经世”的手段。

康熙六年，越中证人会重开。黄宗羲以其仍讲理学，不悦，而甬上则有一批青年人足为其薪火之寄，乃移师甬上，别开甬上证人会。次年，即将证人会改为讲五经之会。讲经会前后持续了八年，来会者不下百余人，一时间，甬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学风，“经史之学蔚起，雨聚笠，宵继灯，一振前辈之坠绪者”(《续甬上耆旧诗》卷七十七)。著名的清初浙东学派正式形成。

清初甬上讲经会是中国第一个专讲经史等实学的书院。此后，万斯同在京、在甬，曾继续主持过经史讲会。吴地最早讲经史实学的书院是雍正三年(1725)重建的苏州紫阳书院。南京的钟山书院也以讲经史为主。这些都是中国较早讲经史之学的书院。两者相比，仍有些差异。黄宗羲、万斯同等讲经史之学，目的是为了求“大道”，即社会改革思想;而雍正以后则是为经史而讲经史的，是纯学术性的，是汉学意义上的经史之学。

汉学式书院的全盛期是乾嘉时期。其代表是嘉庆六年(1801)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诂经精舍以实事求是、崇尚汉学、培养经史学术人才为办学宗旨，故其楹联有云“公羊传经，司马著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诂经精舍前后持续百年多，培育了大批学人，李元度《阮文达公事略》称“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先正事略》)卷二十一)。一时，诂经精舍成了经史训诂书院的楷模。嘉庆十年，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伍志伊建苏州正谊书院，也以讲经史为主。即便到清代后期，吴越地区仍有模仿诂经精舍，崇尚经史训诂的书院创建。上海龙门书院建于同治四年(1865)，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诂经精舍建立，光绪二年(1876)苏淞太道冯氏创上海求志书院，光绪五年(1879)，宁绍台道宗源翰建宁波辨志精舍，光绪十年(1884)江苏学政黄体芳创江阴南菁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布政使黄彭年创苏州学古堂，这些书院，皆以讲经史为主。

吴越书院数量多，影响大，对吴越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学术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吴越地区人才多，著名学者多，这正是办书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