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策重计，谋功为首的战略决策思想

珍策重计，谋功为首的战略决策思想

1．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曹操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兵陈留（今河南宁陵县西南），当时只有五千人马，与袁绍、袁术等人相比，力量十分弱小，但经过十多年的经营，终于战胜北方的所有对手。这与曹操自起事以来，一贯重视谋略思想，始终抓住战略的总目标，善于使用谋略有密切关系。曹操一向胸怀大志，开拓进取，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说：“夫有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以循也。”（《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第36页）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灵帝初平元年，曹操参加以袁绍为首的讨伐董卓的联军，当袁绍等不敢向前追进时，曹操独具见解地指出：“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第134页）

讨董卓联军失败后，袁绍曾问曹操：“若事不辑（成功），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袁绍：“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济也乎？”曹操则答：“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武帝纪》）这是曹操谋略决策思想的总原则，他的谋略思想的出发点是聚集天下人才的智力，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去吸引人才，团结人才，引导人才，充分发挥人的智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以道御之”，把天下的人才团结起来，加以正确的组织引导，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就能依靠群众，开展积极正确的政治军事斗争，就能“无所不可”。在当时，这无疑是远见卓识。曹操在他的整个政治军事斗争实战中，十分重视谋略，重视人才，知人善任，这是他的领导思想的突出特点。他强调“平定天下，谋功为高”（第19页）。

曹操的谋略思想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总战略目标，即消除战乱，统一国家，发展经济，从而实现“王者贤而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人耄耋，皆得以寿终”（《对酒》，第4页）。

曹操是历史上敢作敢为，革新创造的政治家。他二十岁进入仕途，坚持严格执法，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伸张正义，他任济南相时（国有十余县），许多官吏都与豪强相勾结，作恶多端，残害百姓。但他到任后，查处奏免八人，惩罚一批地方恶棍，境内秩序趋于良好。那时朝臣争权，贵戚横行，曹操既不愿违背法理，取悦放纵他们的爪牙，又不能处处与他们作对，为了避免连累家庭，于是称病告归故里，读书习武，以观政治风向。

2．欲攻先谋，知敌知情

曹操自登上军事政治舞台时起，就认识到了智谋和人才的重要性。在长期的征战中，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欲攻敌，必先谋”，曹操每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出重大决策时，总是全面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分析主客观形势，看条件是否成熟，然后决断。公元188年（汉灵帝中平五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联结豪强，谋废灵帝，约结曹操。曹操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毅然拒绝，并严正指出：“废立之事，天下之最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成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霍皆怀至忠之诚，据宰辅之势，因秉政之重，同众人之欲，故能计从事立。……今诸君徒见昔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三国志·武帝纪》）不久，王芬阴谋败露自杀。又过两年，即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袁绍等关东诸将又密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联络曹操，曹操反对，他说：“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孰安之？诸君北上，我自西行。”（《三国志·武帝纪》）

以上两次重大的政治决策，曹操均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力量对比、人心向背经过周密分析，深思熟虑，总结历史经验，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果敢决断，其谋略决策水平远比袁绍等辈高强。曹操虽然没有留下关于决策的系统论述，但从他的有关政治军事的决策实践和他的《孙子兵法注》中仍可了解其大略。

曹操的谋略决策十分重视“知敌知情”，他强调“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也”（第124页）。他在决策时，详细周密地掌握相关必要的情报信息，广泛听取部下将领的意见，客观评估敌我双方以及相关方面的情况，作全面对比分析之后，然后决断。公元199年（建安四年）袁绍讨平公孙瓒以后，占有幽、冀、青、并四州，拥军十余万，骑兵万匹，南下进攻许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从军事经济实力对比远不及袁绍。曹军诸将闻袁绍南下攻许昌，都感畏惧，曹操召集众将领谋士，商议对策。曹操从战略高度，对袁绍的为人、智慧、胆略及其经济、兵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最后得出打败袁绍有把握这一结论。他说：“吾知袁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分划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年表》，第201页）孔融反对曹操的意见，认为袁绍地广兵强，谋士较多，而且对袁绍很忠诚，兵多将猛，难以取胜。曹操谋士荀彧反驳说：“绍兵多而治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擒也。”（《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52页）曹操在内部团结、人才谋略、法度、军队素质、人心背向等方面均占主要优势。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北）一战，曹操击败袁绍，统一了中国北方。诸葛亮对此评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仰于人谋也。”（《诸葛亮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诸葛亮文集》，第31页）

3．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着眼长远

曹操的谋略决策思想始终把握长远战略目标，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武帝纪》）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献帝任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袁绍大为不满，拒不受命，曹操为了全局利益，让大将军一职于袁绍，自任司空。第二年曹操攻打张绣，张绣降而后叛，在与张绣作战时，曹操长子曹昂为绣军所杀。后二年，曹操与袁绍处于决战对峙局面，张绣听从谋士贾诩劝说，准备投向曹操，但有顾虑，他说：“与曹有仇，从之如何？”贾诩指出：“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53页）张绣降曹后，操捐弃前嫌，执绣手欢晏，并娶绣女为儿媳，宽怀大度，不计恩怨。

刘备为吕布所逼，投奔曹操，操礼之甚厚，高度评价刘备“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65页）。谋士程昱向曹操提出：“观刘备有雄才而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三国志·武帝纪》）曹操深知刘备将来是自己的政治对手。却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武帝纪》）曹操的战略是收揽天下人才，为己所用，决不能为杀一刘备而自绝天下人。

曹操打败袁绍，缴获了袁绍大量辎重装备和各类古籍图书文献与情报资料，其中发现有不少许昌宫内和军中将校暗中私通袁绍的书信，众人要求清除内奸，纯洁队伍，将材料呈送曹操，面对这些材料，他一概不看，命令将全部材料烧掉，并召开会议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82页）对重大政治问题，曹操绝不感情用事，而是深思熟虑，顾全大局，服从整体战略目标。曹操这一着，影响深远，原来那些动摇的三心二意的人更坚定更忠心了。他认为最强大的对手袁绍都被消灭了，还去追究私通袁绍的人，只会动摇军心，不如正面教育，网开一面，既稳定了军心，又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形象，提高了威望。

对于袁绍的同党，他也采取宽大政策，“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第34页），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对经过教育仍心怀二心的人，曹操则坚决惩办。袁绍谋士沮授，袁绍兵败时来不及与绍渡河，为曹操俘获，经劝降任用，后密谋归袁，事败被杀。

曹操的谋略决策原则，始终坚持“富国强兵，用贤任能”（《陈损益表》，第14页）,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置屯田令》，第30页）。注重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选人用才，加强军队建设，做到“安不忘亡，常设备也”（第104页）。他在总结袁绍失败的教训时指出：“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第33页）曹操主张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的智慧，他主发展经济，使民富裕安定。发展军事力量而不穷兵黩武，主张重视经济文化建设。曹操注重了解客观实际发展的规律和大的趋势，善于预见未来，做到“当见未萌”，也同时还注意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发挥领导集团的整体效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