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社会情况和文学氛围

刘学·社会情况和文学氛围

文学理论家刘勰和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出现，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高峰：汉代和唐代。魏晋南北朝正处在这两高峰之间。经过三国鼎立，西晋王朝的建立，曾实现短暂的统一。但晋武帝司马炎死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各族在混战中先后建立20多个政权。317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了偏安的东晋王朝。420年，刘裕代东晋建立了宋王朝。世称“刘宋”。南朝宋、齐、梁、陈四代都继续维持着这种偏安的局面。南方经济得到一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也较前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文学界曾一度比较活跃。特别是东汉末佛教、佛学传入中国。这一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佛学已经取得了和儒学分庭抗礼的地位。当时，儒学、道学(玄学)、佛学展开了思想斗争，其他各家学说也纷纷争鸣。这种思想暂时解放的趋势，有助于文学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曾出现三个高峰：“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其中以“建安文学”的成就最为卓著。在东汉末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及其前后，作家们亲身经历了大动乱中的危难生活，亲眼看到人民颠沛流离、死亡枕藉的悲惨景象，内心有了深切的感受。他们继承了 《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并大胆创新，以激昂慷慨的感情，悲壮豪爽的气势，鲜明有力的笔触，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是这个时期作家的代表。其中以 “三曹”和王粲的文学贡献较大。

在建安时期，汉以来的五言诗开始奠定了基础。作家们写出了比较格律化的五言典范作品，如：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薤露行》，曹植的《白马篇》、《美女篇》、《名都篇》、《赠白马王彪》，王粲的《七哀诗》等。完整的七言诗也开始产生，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最古最完整的七言歌行。建安文坛还出现了一些意深辞切的抒情小赋和质文并茂的书信体散文，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吴季重书》等。

魏国正始年间(240—249)及其前后，文学界受老庄思想影响，不少作家崇尚自然，否定礼法，和当时司马氏的暴虐行为相对抗。“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愤世嫉俗，文笔辛辣。嵇康创作了情志峻切的《幽愤诗》，也写了许多格调激昂的散文，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太师箴》等。鲁迅对嵇康曾评之为“思想新颖”。阮籍创作了著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还写了讽刺散文《大人先生传》。

西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及其前后，作家辈出，有所谓“二陆”(陆机、陆云)、“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两潘” (潘岳、潘尼)、“一左” (左思)之称。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有左思的《咏史诗》八首、《三都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张协的《杂诗》十首，陆机的《赴洛道中作》二首、《猛虎行》等。其中以左思《咏史诗》最好，它标志着这个时期文学最高成就。

东晋和南朝的文学也曾一度繁荣。陶渊明写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和散文，如《归园田居》、《读山海经》、《饮酒》、《咏荆轲》、《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等。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开一代诗风。鲍照的《行路难》十八首，江淹的《别赋》、《恨赋》，也都是比较具有特色的作品。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字“四声”，诗人沈约把四声运用到诗的格律音韵上，创“八病”说，认为诗歌必须避免这八种音律上的毛病。沈约和谢朓等人创作了“永明体”的新体诗，开唐代格律诗的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文学从经学、史学、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自觉时代。在文学创作发展的同时，也曾出现错误的文学倾向和形式主义文风。这是中国古代文学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当时思想界崇尚清谈，宣扬老庄。魏国正始以来，玄学家何晏就写了一些谈玄的诗歌。到了东晋，作家孙绰、袁宏、桓伟、庾友等，大写玄言诗，把诗歌当作阐明玄理、宣扬唯心主义哲学的工具。正像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的，这些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从西晋末到东晋，这种令人头痛的玄言诗流行了一百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到东晋和齐梁，形式主义文风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讲究华丽，追求浮艳;一是堆砌典故，作品如同书抄。两者都是不顾内容，只求形式。结果也就使作品丧失了生命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有着开拓性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论证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作家气质和文学风格，文学批评的态度，“建安七子”的长处和不足。陆机的《文赋》，简要地阐述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文学的构思，文学的风格，文体的特点等文学基本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需要防止的五种常见毛病。这时期还有一些文学理论著作，如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还出现了选家。如肖统的《文选》。当时，诗歌创作蔚为风气。钟嵘在他的《诗品序》中指出，有的人“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就醉心作诗。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而评论诗歌的人“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唐人刘知几在《史通自序》中也说这时的所谓文学批评：“家有诋诃，人相掎摭。”实际漫无标的。像《典论论文》、《文赋》等著作是有见地的。刘勰对他们的著作也不满意。他认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特别是对他们 “不述先哲之诰”，认为 “无益后生之虑”。(《序志篇》)在刘勰看来，当时已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他是颇为忧心的。文学创作的现状，急需文学理论予以正确的评价和总结。文学创作中的错误倾向和形式主义也急需纠正。

在这样的社会形势和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氛围中，刘勰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出现了，它是集大成的、体系性的，具有明显的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