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岭南文化的现状与前瞻·探索中的特区文化
(1) 特区和特区文化
目前的岭南经济特区,已包括了80年代初期建立的深圳、珠海两市、汕头市经济特区,以及1988年从广东省划出建省的海南经济特区省。从最早建立的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市的作用和意义来考察,最初是为了作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和改革开放中对内对外具有多种层次多种功能的“窗口”。在实际操作上,特区冠以“经济”一词,自然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中经济先行这一总决策的。因此,经济特区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吸引外资和现代科技、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的前沿阵地。经济特区的“特”,其中心点就在于将一小块处于与世界沟通极为有利地位的国土,通过经济、政治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实现由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向按国际惯例运作的独特的社会体制。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实践与检证,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种充满活力的经济政策和相应灵活的政府体制改革,不仅使原来落后贫困的农业小县,成为现代化的“一夜之城”,而且其效益和经验,迅速推进到珠江三角洲,并向腹地扩散。现在全省范围内,都以深圳和珠海为借鉴,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还为全国众多沿海开放城市所采纳并在相应的地区产生连锁效应。
那么,是否会在经济特区产生特区文化呢?答案是肯定的。一个简单然而引人深思的例子是:深圳的“圳”字,在几年前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不少人都误读为“川”,而现在却成了家喻户晓的常见字。然而,流传多年的老字号的“涪(音浮)陵榨菜”、却至今仍经常被误读为“培陵榨菜”。个中奥秘就在于文化的传播往往借助经济的手段实现。
现代商品经济,是属于一种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因而也是一种高层次文化的表现形式。现代商品经济不仅需要实力和经验,而且需要更高的智力和文化素质的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市场”固然是活跃的机制,但是,“文化”,即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素质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活跃的机制。“市场”与“文化”相辅相成,共同对经济的起落兴衰产生促进和制约作用。可以说,没有先进的文化,便没有发达的现代商品经济。特区的经济正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迅速转变为多元的现代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有适应特区经济发展的特区文化。建设特区文化、发展特区文化,是当前岭南文化建设的一项崭新的历史任务。研究特区文化的现象、现状、特点、发展方向,也就成为岭南乃至全国文化工作者一项新而复杂,却又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课题。
(2) 从深圳看特区文化的形成和特点
深圳特区在海南省建立特区之前,是全国四个特区(除广东的三个之外,尚有福建省的厦门市特区)中面积最大、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副省级市经济特区,因此深圳特区文化,可以作为特区文化的代表。自1986年以来,深圳掀起了一股热烈的文化气浪,而且热度在不断升高,气浪的冲击力也在不断地加强。这不是偶然,而是适逢其时,应运而生。这股文化热浪,与全国这些年的文化热,虽有共同之处,但却有着明显的特区风格;就是与广东文化相比较,也有不少差异。
经中央批准,在与香港接壤的宝安县(现在的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在鸦片战争前,均属广东省新安县,辛亥革命后改为宝安县)建立了经济特区,时间是1980年5月,相距宝安县建市的1979年3月仅十四个月。作为经济特区的范围是与香港新界、九龙山海相连的一个狭长地带,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是当时广东的三个特区中面积和规模最大的,然而无论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却是极度贫乏的。以文化类型来看,它基本上是传统的浓渔自然经济的农业文化;全市2020平方公里人口仅有二十多万,而且大多为老弱妇孺,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青壮年都在香港及海外;特区人口仅有2.3万。在人口结构上,百分之九十为农民和渔()民,文化素质偏低。从精神文化看,文化设施落后。原来宝安县属文化系统仅有三名受过大专教育的工作人员;在特区范围内的原宝安县城深圳,仅有一间建于40年代的电影院,一间建于60年代初的戏院,一间约一百平方米的新华书店,一间没有多少藏书的图书馆。可说是一片文化沙漠。特区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沙漠中萌生、发展。其成型的关键就在于经济特区的兴起。
在一片农田、海滩、荒山丘陵上建立起来的深圳特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既是一座高速度建成的新兴城市,又是一座“移民城市”。目前深圳市的人口(含非常住人口)已达三百五十万,比建市初期的三十万猛增了十倍! 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来自全国五湖四海。这数以百万计的新移民迅速改变了深圳的人口结构和文化素质。其中不乏富于开拓精神、受过较高教育、富有朝气的年轻人、学者、专家,他们给深圳这片贫乏的文化之土,注入了新鲜的、高质素的丰富养分。
深圳特区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密集,从内地农村招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劳工。这些劳工虽不是深圳的长住人口和正式居民,流动性大,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不高,但却占有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二的高比例。这批劳工和深圳的正式居民共同生活,为深圳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带来了全国各地丰富多采的地域民俗文化;他们年轻而富于朝气,敢于摆脱中国农民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凭着一点朦胧的理想之光,只身远闯深圳,又为深圳特区增添了开拓、务实、艰苦朴素兼而有之的生气蓬勃的文化意蕴;他们既造成了深圳文化结构层次悬殊、文化断层现象突出的现状,又为深圳通俗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和深厚的基础。
深圳作为一座现代城市,无疑是年轻的,这就有利于塑造崭新的现代城市文化形象。深圳人的年龄结构同样是年轻的。目前深圳人的平均年龄仅有26岁,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人因此而充满青春活力,较少陈旧的思想束缚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墨守成规的心理负担;更具有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和竞争意识。
年轻的城市,年轻的移民,年轻的事业,这就是深圳特区的文化土壤。
深圳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极为优越,与香港接壤,距澳门仅需一小时的海路,背靠华南最大的世界名城广州。广深铁路可直通香港九龙;蛇口港的飞翔船只需一个钟头便可到达香港、澳门、珠海特区;货运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可接通世界各大港的大型货轮。自建特区以来,海外、香港及全国各地每天以各种原因进入深圳的人流络绎不绝。外来文化通过传播媒介和多种渠道畅顺无阻地在这个新兴城市流播,使西方文化、香港文化、内地文化、本土文化都在这里汇合、碰撞、互相融合、消长、从而生出独具特色的新质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窗口”,深圳能较快捷顺利地将中国传统文化顺其自然地传向海外的世界;同样地也具有在加速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特区萌芽的新质文化得以充分吸收中外文化之长的优势。
深圳目前的经济型态,是一种多元格局的市场经济。外资企业,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他各类型的经济成分,都能在深圳这座独特的新城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发展机会。与此相适应,特区文化也就具有精神产品和文化意识都带有较高商品化程度的多元格局和特点。在总体上是一种以通俗文化为主,兼具高级文化的新型文化。
深圳特区是一个由农村向城市过渡,由农民向城市市民过渡,由传统管理模式向国际标准化、现代化管理模式过渡的“过渡社会”。1997年7月1日深圳特区与全国各省市一道,迎来了香港回归,它开始面对“一国两制”的全新景象。在沟通香港与内地,通过香港进而沟通海峡两岸大陆与台湾同胞的关系方面,起着“文化引桥”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竞争、开拓机制和新兴城市的创业精神,塑造了深圳人全新的文化观念。从文化心态看,深圳人既有“拓荒牛”的开拓创新精神,也有“淘金者”的商品经济意识。“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体现了开拓创新的主体精神和生机勃发的商品效益观念,两者共同组成了特区文化的主旋律。
进入90年代,深圳特区文化已初步形成,它以不同于我国传统文化,又有异于港台和西方文化的独特性,显示了本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体现了一种新质文化的昂扬生机。源头活水的不断涌来,保证了深圳特区文化的新鲜和健康发展。深圳虽首当其冲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洋化”。中华传统文化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正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新的观念蜕旧更新。它在浓烈的西方色彩点染下,骨子里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尽管大多数深圳人的家庭几乎是清一式的洋摆设,但却坚持着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人们绝不会放弃清明的祭祖扫墓习俗;也不会忘记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的礼仪传统和喜庆方式。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人们虽也采用西式婚礼,但又执着地按传统婚俗办事;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已如凤毛麟角,但小型化的家庭生活却依然靠着传统观念维系,在西方性解放观念和物质精神种种诱惑下坚牢不破。深圳人虽也乐于品尝咖啡的浓香,领略五花八门的外国饮食风味,但还是更喜爱家乡饭菜的亲切可口;更重视的全家人聚在家庭餐桌上的温馨情趣。十多年来深圳虽迅速形成世界饮食城的壮观,但满街看去,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酒楼食肆。不同谱系的粤、潮、川、吴菜馆,京津风味、上海风味、湘鄂风昧、西北风味、东北风味……应有尽有,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传统的美食之城。在娱乐文化方面,与引进的装修豪华的西式歌舞厅相媲美的“大家乐”露天演唱会,以其自娱自乐、雅俗共赏的创造性,成为具有深圳特色的“卡拉OK”,自80年代中期以来,长盛不衰。旅游景点中西方迪斯尼式的“乐园”竟无人问津,而以“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题公园,却是游人如潮,名扬中外。
这种种现象,既体现了深圳特区文化中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也体现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层次的移民的善于鉴别和选择,这之中既有开拓创新意识昂扬的专业技术移民的高度智慧,更有“打工一族”所秉赋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勤劳朴拙的精神,在开放与传统的共同作用下,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仍得以留存和流传。深圳特区文化的“特”的显著而可贵的表现,便是能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冲突中不断地蜕旧更新,既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又体现了外向型的兼容性、开放性和活跃的生命力。概括地说,深圳特区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兼容的、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机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质文化。
(3) 关于负面效应的思考
每一种文化模式的建设,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晶,是长期积累、汇聚、碰撞、整合、继承、扬弃的结果,绝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深圳特区文化的“年龄”只有十七岁,在建立现代新质文化的漫长岁月中,可说仅只是一棵稚嫩的幼苗。因粗疏、偏差、失误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出现某些负面效应是无可否认,也不必讳言的。
漫步深圳街头,种种不文明的现象,破坏了深圳特区文化新生儿的形象。一些装璜华丽的商场餐厅,供奉着作为财神和保护神的关羽的偶像;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供奉的香烛果品却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的仿制品。正应了广东人常说的一句话:“欺神骗鬼”,但其实是在欺骗自己。闹市街头,不乏占 卜算命的摊档,而且也总会围着几位“摩登”的问卜者。在一些旅游点的庙宇里,穿着时髦的少男少女,混杂在年老的婆婆之间、虔诚地跪拜在毫无意义的偶像前问卜求签,以定祸福或终身大事、或求发财致富。人们对数字的迷信令人诧异。为了谐音“发”的“8”字的电话、车牌、门牌等“吉祥”号码,不惜一掷千金走后门去购买,而有关的某些职能部门也泰然地标出高价售卖这类带有“吉祥”数字的号码。与“死”谐音的“4”字,则避之如死神。打着“文化”旗号而兴起的色情场所,曾一度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深圳的夜生活中;至于暗中的色情场所则屡禁不绝,始终难以扫清。……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沉的反思。
以经济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大潮无疑会泛起一些文化沉滓。其中既有曾一度销声匿迹的旧中国的恶风陋习,也有西方文化中腐朽的垃圾。深圳从一个贫困落后封闭的濒海小县,飞跃成一座“现代化的一夜之城”。“深圳速度”的正效应和辉煌灿烂,往往也伴随着负效应的阴暗和腐臭气息。特区人虽然善于适应迅速万变的新事物,但毕竟速度是太快了;而人对客体事物的认识却必须有一段接触、吸纳、消化筛选的过程。面对新的一切,是好是坏,是精华还是糟粕,还难以在短时期内作出判断和选择。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在高速度的运作过程中,亦一时难以与新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步协调。尤其是对于文化领域的蜕变,更难于迅速及时地从宏观调控、整体文化的发展设计,文化法规的制订,文化市场的规划管理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作出有效的决策和引导。加上领导层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精力多集中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虽在总体上还是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免重物质文化而轻精神文化的偏颇。
进入90年代的第三个年头,深圳的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已在327.5平方公里的特区范围内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化的转型;目前正在抓紧在社会整体生活运作中,由传统管理模式向以法治市,以科技、教育兴市转变,抓紧力争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建成国际文化名城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措施。有些工程,已进入实际操作,如高科技建设的资源和人力的投入,大兴教育的资源和人力投入,加强法治建设中一系列有关法规的制订和颁发,廉政建设的种种有力措施的切实行动,高雅文化的总体规划和资源投入等等,都已初见成效。展望21世纪,深圳特区文化的发展,虽然还需经历无限的曲折,但却是前景广阔,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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