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十异彩纷呈的山西宗教文化·山西的佛教文化

三晋文化·十异彩纷呈的山西宗教文化·山西的佛教文化

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宗教文化园地里，山西地区格外光辉夺目。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道教是中国本土上的民族宗教，无论佛教和道教，都不是起源于山西地区的宗教，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异常繁荣兴盛，是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和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了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他生活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佛教在北方广为流传的东晋十六国时代。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竞相出家”(《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出现大量违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的混乱。这种状况，对于自幼出家，一贯正直笃信、虔诚向佛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护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规范佛教僧徒的行为准则。于是，已届六十五岁高龄的法显便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他们渡戈壁，越葱岭，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十五年，历经三十多个国家，包括了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八十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也叫《法显传》)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佛教经典，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宏篇。总之，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是“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对于传播佛教经典作出了卓越建树;后来，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法显的《佛国记》则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慧远也是东晋时著名高僧，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他的杰出历史贡献主要是有力地促进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慧远出家前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二十一岁那年，正值著名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即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感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深为道安赏识，二十四岁便开讲佛经(《高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四十八岁时，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八十三岁逝世(《出三藏记集·慧远传》)。

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由此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封建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对此，慧远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属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在他看来，“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同上)即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其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一步。慧远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勾通上层统治阶层，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势力。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庐山三十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不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吏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士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多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双方，并赢得了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上层社会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名僧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北魏雁门(今代县)人昙鸾，他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和奠基者。昙鸾“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少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

昙鸾后来曾到建康(今南京市)同南朝梁武帝谈论佛性，深受梁武帝赞许。随之他又拜见著名道士陶弘景，陶授予他《仙经》十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行;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问流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仙经》的长生不老之法?流支很不高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比? 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长生不老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无量寿经》授予他，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续高僧传·昙鸾传》)。以此说明长生不如解脱的道理，指引他信仰净土。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便全力传布净土信仰了。昙鸾在北魏故地大力弘扬净土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大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十分崇敬昙鸾，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来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里讲经授徒。从此，玄中寺成为传布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布法;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净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得到平民大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一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与山西地区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它是由慧远倡导、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发展的。净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而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净土宗一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三祖师，尊奉玄中寺为净土宗开山祖庭，历代日本净土宗名僧，多来玄中寺朝拜，视为“圣地”，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桥梁作用。

以上，从法显、慧远到昙鸾使我们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十六国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山西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人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力宣扬和扶植佛教文化发展，这就为山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够在山西获得比较高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氛围。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辉夺目的基本原因了。正是这样，山西也成为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是全国佛教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五台山为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玄中寺为中日净土宗摇篮;云岗石窟文化可与敦煌媲美;广胜寺稀世罕见的金版藏经《赵城金藏》为当今整理出版《大藏经》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斓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等。这些说明，山西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