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化·八闽教育·古代教育和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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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文化·八闽教育·古代教育和科举

福建教育始于何时,目前还很难明确断定。见于史籍,福建最早的办学记载始于南朝刘宋时期,虞愿在宋明帝时,出任晋安太守,“在郡立学教授”(《南史·虞愿传》)。唐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注意选派一批精于吏治、文化素养高的大臣出镇南方。他们往往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校,以经书儒学训民,促进文化的发展。如大历年间李柯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军事,到任之后,“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爱,二年而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祈祈,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昆陵集》卷九)。这一时期,福建各地开始办起私学,如漳州府陈珀置办的“松州书院”,是闽人创办的较早书院(陈衍:《福建通志》卷二十四)。

据统计,唐代闽人登进士者有七十多人,其中晋江人欧阳詹与中原的韩愈、李观等一代名人同年及第,成为“龙虎榜”中的一员,声名鹊起,轰动京师。文宗开成三年(838)闽中有萧膺等四人登第,朝士诗云:“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折四枝”,闽中自是号“文儒之乡”(陈衍:《福建通志》卷三十九)。

五代,王审知为闽王,保境安民,“建学四门,以教闽中之秀者”,(《新五代史·王审知传》)文教昌盛。

宋代福建教育在唐五代的基础上蓬勃发展,福建所有的府、州、军、县都建立了儒学。生徒之众,居全国首列。如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朱文公文集》卷八十)。据《福建省志·教育志》统计,宋代福建共建书院一百一十所左右,闽学几乎一统福建书院。以朱熹为首的一些理学大师主持著名书院,安贫乐道,诲人不倦,使书院不仅成为教育中心,而且成为学术研究中心。其中武夷与考亭书院的影响超出福建,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福建民间塾相当普及,时人称“学校未尝虚里巷”(《(淳熙)三山志》卷四十),“三家两书堂”(李幼杰:《莆阳比事》)。

宋代福建由于教育发达,科举在全国相当突出。《宋史·地理五》云:福建路“登科第者尤多”。宋代三百年间录取进士三万多人,其中福建七千多人,几占百分之二十五。宋代福建不少大姓世族已有很深的家学渊源,如北宋浦城章氏,一门二十四进士;莆田方家,一门十九进士,皆为著名学者。

元代,福建基本上保持了宋代各地方官学,书院则有所发展。因元初许多士人崇尚民族气节,不愿就读官学仕元,便入私办书院就学。对此,元政府采取了赐田、委山长等形式对书院进行渗透控制,使书院官学化。从元代开始,福建城乡设立社学,对基础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科举汉人南人同一榜,从仁宗皇庆年间至元朝灭亡的五十多年间,共录取进士三百余人。其中闽籍七十多人,占汉人南人榜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按人口比例,福建进士录取率高于汉人南人各省。

明清时期,福建各地方官学随着新府、州、县的建立而不断增加,明增十二所,清增十四所。书院教育迅速发展,据《福建省志·教育志》统计,全省明代书院增加一百二十所,清代增加近二百所。一些书院规模较大,管理完善,延聘名儒讲学,成为全省的育才和学术中心。如福州的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书院,就培养出不少人才。这一时期,福建社学、私塾遍布城乡。如社学各县少者数所,多者数十数百所,私塾更不计其数。明清福建的族塾发达,各县较大的宗族祠堂都有灯油租,或叫学租,用以办学及支持参加科举的费用与奖励得功名的人。特别是越穷的地方,村、族所立的学田越多,少年儿童入学率很高,以读书谋出路。

终明一代,全国科举录取进士达两万余人,其中闽籍进士二千四百余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二。从绝对值来说,福建明代进士数少于宋代,但按人口比例来说却略大于宋代。清代共录取进士三万余人,其中闽籍一千三百三十七人,总占数的百分之四点四。按人口比例,福建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却比宋元明三代差得多。(参见陈其芳《福建科举》,载《福建文化概览》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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