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雄壮悲凉的文学艺术和质直古朴的风俗信仰·战国至北朝的诗文风格

燕赵文化·雄壮悲凉的文学艺术和质直古朴的风俗信仰·战国至北朝的诗文风格

荆轲刺秦王时，与燕太子丹在易水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史称荆轲为“变徵”之声，复为“羽声”，悲歌慷慨，士皆瞋目，发上冲冠。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中，羽音声调最高，徵在其次。可知“慷慨悲歌”是一种音调高亢、情绪悲凉壮烈的曲调。荆轲所唱《渡易水歌》的歌辞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燕国灭亡以后，佚名小说《燕丹子》称此歌为“壮声”、“哀声”。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称其为“羽声忼慨”。《货殖列传》中又说邯郸、中山、沙丘风俗善歌，男子“悲歌忼慨”。这是对燕赵诗风、文风的第一次概括。到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的诗风悲凉、雄峻、古朴、诗如其人，真情毕露。唐代诗人元稹评价说：“建安以后天下文人遭逢兵战，曹氏父子于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钟嵘在所著《诗品》中评论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代孙臞翁也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是燕赵诗风、文风第二次被人们称为慷慨悲歌。唐后期藩镇割据，“河朔三镇”雄踞一方。韩愈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文，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这是燕赵诗风、文风第三次被人们称为慷慨悲歌。

由此可见，燕赵区域文学艺术最主要的风格就是慷慨悲歌。慷慨悲歌就是燕赵悲歌，在文学艺术中它是为燕赵区域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风格和意象。燕赵之地的社会战乱频仍，燕赵之地的传统勇武任侠，燕赵之地的风俗质直古朴，形之于诗文，就又有了慷慨悲歌的诗风、文风。

战国以后，最早感叹荆轲、燕太子丹事迹的有汉初的邹阳。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说到：“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又说：“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最早领悟到慷慨悲歌的文化价值，而将其记载于青史的是司马迁。宋代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赵燕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在汉代的乐府歌辞中，有《燕歌行》《出自蓟北门行》《幽州马客吟》《邯郸少年行》等许多曲目，多以边塞、军旅、豪侠、远别为题裁，反映出燕赵文化在文学和音乐上的特点。与以江南生活为主题的《竹枝》《柳枝》《长相思》等曲目相比，风格迥然不同。

历代所作的《燕歌行》，以曹丕的一篇和高适的一篇最为有名。曹丕《燕歌行》云：“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高适的《燕歌行》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愁塞草哀，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塞声一夜传刁斗。相着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特别是高适的《燕歌行》，诗意连贯，气势豪迈，将边塞的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是他的成名之作。

东汉名士祢衡为鼓吏，创作了鼓曲《渔阳挝掺》，又称《渔阳鼙鼓》。它以奏法急锐高昂著名，与古琴曲中的《广陵散》同为天下名曲。《广陵散》代表南方风格，《渔阳挝掺》代表北方风格。庾信的诗中说：“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可见慷慨悲歌的风格在音乐中也有体现。

建安七年曹操于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以汉丞相的本职兼领冀州牧。他虽然不是河北人，但长期活动在河北，实际上可以视同河北人。曹操与其二子曹丕、曹植都擅长诗文，并称“三曹”。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当时最好的一些文人，如王粲、孔融、陈琳、徐干、阮瑀、应玚等人，即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陈琳在何进死后避难冀州，先投袁绍，后归曹操，在河北的时间最久。在曹氏父子的带动下，当时北方文人的作品都有一种昂扬悲烈的风格，既有积极强健的意志，又有大悲大愁的忧心，慷慨多气，块垒有骨鲠，被人称为“建安风骨”。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表现了他对人生的忧虑、悲伤和他自己慷慨错综的复杂情感。他的《苦寒行》一诗写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羆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表现了北方环境的严峻和建功立业的艰辛。曹操的其他诗句，如“孟冬十月，北风徘徊”、“乡土不同，河朔隆寒”、“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等等，也都表现了同样的心境。

曹丕、曹植的诗句，如：“谿谷多风，霜露沾衣，还望故乡，郁何垒垒!”“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陈琳的诗句，如：“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也都处处表现了建安文学悲烈激扬的风格。

曹植还有一篇专门描写邯郸游侠的诗《名都篇》，其中几句说：“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这首诗与李白的《侠客行》、高适的《邯郸少年行》、清代李渔的《侠客行》同为描写北方游侠的最好诗作。

与陈琳齐名的阮瑀则有一首专门吟咏荆轲的诗《燕丹善养士》，诗中写道：“燕丹养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大抵北方王朝兴衰频繁，诗人所见即远，志向即高。且北方旱地贫薄，天气苦寒，诗中也就带有寒峻之气。北方人的风尚越是勇武任侠，不畏生死，对人生和生命就越是看得可惜可贵。可以说没有北方生活环境的艰辛苦寒，也就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也就没有北方文化的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燕赵之地自荆轲、燕太子丹、曹氏父子以来所独有的气质。

在两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中，首先有张华的诗《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张华是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仕晋为中书令，升至司空，封壮武郡公，以学识博洽著闻。诗的第二首盛赞侠客的轻生重义“死闻侠骨香”，诗中写道：“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都市旁。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横。宁为殇鬼雄，义不入圜墙。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与张华同时和稍后的左思和陶渊明，各有一首咏荆轲的诗，非常著名。左思的《咏史八首》之一“咏荆轲”写道：“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陶渊明《咏荆轲》诗写道：“燕丹善养士，志在极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喝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至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在北朝的北方诗人中，最著名的有高允和邢邵。高允是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邢邵是河间鄚县(今河北任丘)人。高允有一首《答宗著作》诗，最受世人推崇。诗中说：“诗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颈，义已中残。虽曰不敏，请事金兰。尔其励之，无忘岁寒。”其诗古朴寒峻，能得曹操《短歌行》诗遗意。邢邵博学善文，与温子升、魏收齐名。在他的诗中有一首《思公子》，历来以清新流丽受到推崇，表明北方诗人在诗歌艺术形式上也略可比肩南朝。

南朝的南方诗人中，王褒和庾信二人先仕梁，后仕西魏和北周，从南方来到北方，其诗风便也由绮靡浮艳转为悲壮苍凉。如王褒的《渡河北》写道：“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庾信在其《拟咏怀》二十六首的第二首中写道：“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二人在摹写北方的景色人物方面，皆能烘托空旷辽远、苍莽悲凉的气氛。

另一位南方诗人鲍照虽然未曾生活在北方，但在诗风上继承建安风骨，也深得其慷慨豪迈。他的诗最著名的有《代出自蓟北门行》和《拟古》。《拟古》诗中写道：“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