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齐鲁文化·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楚汉战争后，刘邦取得了天下。这位起于小吏的农民领袖，开始并没有把儒生放在眼里，甚至以儒冠溲溺。他并不知道“居马上可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道理。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面对天下的残破局面，刘邦等不能不思考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十二篇，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同时，秦始皇极力压抑儒家的做法也遭非议。叔孙通认为，“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当时，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在朝堂上彼此争功抢赏，有的酒醉后乱吵乱闹，甚至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不知所措。叔孙通遂“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他们参秦仪，采古礼，制汉仪，行之于朝，使得“自诸侯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刘帮这才知道“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叔孙通传》)。从此，孔子与儒学开始受到重视。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在曲阜“以太牢祀孔子”，开了历代封建帝王祀孔的先例。此后，凡诸侯卿相至鲁，“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拜祭孔子之后才去走马上任，处理政务。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并表示对孔子后裔的优渥，刘邦又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事。

由于高祖的尊崇，儒家在汉初得到与黄老思想并行发展的地位。但当时社会极度凋敝，百业俱废，汉初统治者不能不适应人们渴望安定以恢复生产的要求，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同时，汉初统治者大都出身贫贱，又多武臣，他们对繁文缛节的儒学并不重视，《史记·儒林列传》记：“汉兴……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故从汉朝立国到汉景帝，儒学和儒生的政治地位并不太高。

尽管当政者的好恶使得儒学没能占据汉初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汉统治者却并未人为地压抑儒学。相反，刘邦还重用了叔孙通这位“汉家儒宗”。惠帝时又废了“挟书之律”，之后民间始有儒家经典的传授。如济南人伏生，他找出所藏之书，“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使“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汉书·儒林传》)。文、景之世，由于诸侯割据势力增大，黄老之术已不能控制天下，因而要求一种能加强政治统一的学说，儒学遂更受重视。故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有意识地搜求旧典，发掘古籍。文帝还派晁错去向伏生受《尚书》，又设《韩诗》博士，列于学官，景帝时又立《齐诗》博士、《春秋》博士。

在汉初古墓葬中出土的书籍中，儒家经典占了多数，如阜阳汉墓中的《诗经》残简、马王堆和双古堆汉墓中的《周易》钞本等。马王堆帛书《周易》后面所附佚文，内容是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卦爻辞意义的记录;《老子》甲本后附有四种古佚书，其中三篇都有明显的儒家特征。这些随葬品是和儒家思想在汉初的传播与尊崇相联系的。

不可否认，黄老思想对稳定汉初政治局面和发展生产等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汉初统治者却并不想建立起以黄老思想为核心的一统思想局面。因为黄老思想也有许多局限，它因袭的成份较多，虽可成功于一时，却不能保全于久远;它对“礼”的蔑视，也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威胁。相反，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点，却可以在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方面起巨大作用。“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汉书·惠帝纪》颜师古注)，也说明了汉统治者对儒家理论的重视。汉家置太子与诸侯王，太傅多用儒者，如辕固生、韩生、申公等均见用，充分反映了统治者对儒家的信任。实际上，汉初统治者并非是以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而是广用各家而偏重儒、道。汉初对黄老的“尊”并不建立在“抑”儒的基础上，而是儒道并存，同时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选择，儒家思想在汉代统治者的心目中逐渐取代了黄老思想，而跃居统治地位。这个过程的完成是在汉武帝时。

孔子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取得“独尊”的地位，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汉初儒道并重而兼采各家的情势，是历史的发展造成的。春秋战国以来，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逐渐形成了秦、楚、齐、鲁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秦的统一，固然是法家思想的胜利，但秦汉的一统局面，也给各民族的融合和各地域文化学术思想的综合创造了条件。在鞍马上争天下可用的思想，却不一定能成为治天下的思想，于是他们选择了“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娄敬叔孙通列传》)的儒家思想。而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专制统治，又绝非儒家一家主张可以胜任的，如法家的“尊君抑臣”等思想就倍受汉武帝青睐。所以，他们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作为施政方针，“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郑列传》)。西汉“中兴之主”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而德政、王道正是儒家力主之说。这里，汉统治者的王霸相杂，儒法并用，已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

政治上的一统要有思想上的统一与之相适应。儒家思想由于自身的特点，在汉初社会拥有了广泛的基础。儒者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在汉初十分活跃。人们对《诗》《书》等古籍旧典普遍重视，从师习读成为一时风尚。如“申公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受业者百余人”(《史记·儒林列传》);“楚元王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生俱受《诗》于浮邱伯”(《汉书·楚元王传》)。又如，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无下雄杰众儒归之，因而网罗了大批儒生。

除儒家思想外，其他各派的学说在汉惠帝四年(前197年)废除挟书之律后也流行起来。汉初的思想界，黄老、儒家、诸子思想纷陈共处，容易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汉武帝好儒，他即位后便开始了统一思想的举措。建元元年(前140)，他接受丞相卫绾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尽数罢免。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去世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他也喜好儒术，在他为政时期，“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列传》)。

田蚡崇儒离不开汉武帝的支持，而对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措施起着直接推动作用的则是董仲舒。董仲舒少治《春秋》，在景帝时已为博士，“学士皆师尊之”。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贤良对策，颇受武帝的赏识。为了给汉武帝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结合阴阳迷信，对孔子学说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修正和改造，使得儒家思想更加适应汉武帝在思想上统于一尊的需要。他进而向武帝建议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对策颇受汉武帝的赏识，所以，《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武帝也不希望师有“异道”、人有“异论”的局面存在，这样，儒术就自然而然地升到了“独尊”的地位。从此，诸子百家的“并进”归于“一统”，它们都不得不改贴上“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标签，而被吸纳入儒学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