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礼乐之邦·礼为邦本,崇礼、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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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礼乐之邦·礼为邦本,崇礼、明礼

周代的礼乐制度,内容十分广泛,据说可大体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一不有礼仪。我们前面所谈鲁人尊尊亲亲、祭天祀祖、崇德重民以及诵诗歌乐,亦无不与周礼有密切关联。

周礼中的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的,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左传》隐公五年)。鲁国对周代礼乐的完整保存与实施,是因鲁人对于礼乐功能有明确的认识,从《礼记》一书看,他们已认识到可使周礼成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

鲁秉周礼,对维护鲁国的安定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这在西周时期乃至春秋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鲁闵公年间。当时,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元年)。此时,鲁国正遭庆父之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这是因为周礼可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的作用。仲孙湫说鲁国以周礼为本确是切中要害的。

《礼记·礼运》也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不可亡,礼之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功能,因而他们也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无礼必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故而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春秋以来,随着周室的衰微,周朝礼乐出现了崩坏局面,而在鲁国却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曹刿、申��、臧文仲、柳下惠、夏父弗忌、叔孙豹、子服景伯、匠人庆等,都以知礼而闻名于世。春秋末年的礼乐大师孔子产生在鲁国亦非偶然。

鲁人重礼,便处处事事用礼制来规范个人的行为,评人论事也以礼作为标准。臧氏是鲁国仅次于三桓的一个世家大族,臧氏之祖臧僖伯及其子臧哀伯均明于贵族礼仪,并以忠谏见称。鲁隐公要到棠地“观鱼”,臧僖伯认为:“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他用“古之制”极力加以劝阻,隐公不听,臧哀伯便“称疾不从”。鲁桓公二年,宋华督弑君,自立为相,重赂各邻国以求支持,以宋传世宝鼎“郜大鼎”送鲁公。鲁桓公不仅接受,而且安放于太庙,臧哀伯认为君人者应“昭德塞违”,如将违乱之赂器置于太庙,便违背了当时礼制,亦极力加以谏止。臧文仲为哀伯之孙,他从小受其父祖影响,也成为当时的知礼之人。他不仅知礼、明礼,而且按照贵族礼仪行事,在鲁之朝廷中受到敬重。臧氏祖孙皆明于礼义,是鲁人普遍知礼的一个缩影。

由于身份,地位的差异,人们对礼的理解也不一样,如文公二年宗伯夏父弗忌以僖公为贤君,将僖公的享祀之位升于闵公之上时,柳下惠便极力反对,臧文仲却赞成夏父弗忌的做法。这是因为柳下惠坚持严格的周代礼制,而臧文仲却不墨守陈规,对周礼有所变通。

孔子出生于臧文仲死后六十七年,两人虽同为鲁国的著名学者,但一位生活于春秋前期,且居官在位,家族兴盛;一位处在春秋末叶,仕途坎坷,家族衰落。他们的思想差异颇大。不过,他们二人却都是受人敬重的知礼之人。正如为了学礼,“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左传》昭公七年)一样,季孙行父亦曾随文仲学习“事君之礼”。

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周礼对鲁国政治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固守周礼也造就了鲁人的保守意识,这对鲁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深刻影响,如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等都是由此派生而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鲁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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