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化·风华磨洗认前朝·汉代渠道与文物

宁夏文化·风华磨洗认前朝·汉代渠道与文物

秦末汉初，匈奴奴隶主集团乘长城沿线“士卒罢于兵”的机会，大举派遣军队侵扰和占领黄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塞上大地，烽火连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西汉朝中央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宁夏地区在抵御匈奴侵扰中的战略地位。西汉朝廷数次从内地大量迁移人口到宁夏，由政府供给他们衣、食、种籽和耕牛，引导他们开荒种田，修渠引水，发展粮食生产。经过西汉时期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原先荒凉的宁夏平原上出现了“冠盖相望”的初步繁荣景象。延至今日，宁夏地区仍随处可见西汉时期的文物古迹。

1972年在银川市平吉堡发现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一座属西汉时期的木椁墓，内有数件耕牛造型的木牛模型被发掘出来。用木牛殉葬，说明死者生前对耕牛很重视，也表明当时社会上已经较广泛地使用耕牛种田。同时出土的还有装在陶仓模型中的粮食，虽然已经腐朽，但从外形观察，品种是粟;粟在黄河流域的栽培历史至今已有七千多年了。

银川平原如今还有一些汉代开凿的引水渠道，它们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灌溉效益。汉伯渠，又称汉渠，即古代史书中所说的光禄渠。据《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四载：“灵盐部有光禄渠，久废，(李)听始复屯田以省转饷，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顷，后赖其饶。”《读史方舆记要》卷六十二更明确记载：“渠在灵州，本汉时导河溉田处也。”汉延渠起自今青铜峡市东南，引黄河水流经永宁县和银川市，向北合汇于惠农渠，全长一百余公里。与汉延渠同样闻名的是唐来渠，它也是汉代开凿的引黄河水溉田的渠道。这些著名的渠道开凿的时间都在西汉时期，《史记》卷二十九载，汉武帝时“朔方、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刺史部，下辖郡和县，今日宁夏北部的银川、吴忠和灵武等市、县均归朔方刺史部辖下的北地郡管理。

牛耕的使用和引黄渠道的兴修，促进了宁夏地区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

在银川平吉堡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陶器、漆器和青铜器文物，均显示了西汉时期宁夏地区手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出土的陶器均为釉陶和灰陶两类品种，它们全是由轮制工艺加工而成的，因而陶器的形状规整，器壁的厚薄均匀。釉陶为赤黄色，光莹夺目。赤黄色釉是由釉药中含的三氧化二铁经过氧化焰烧炼而成的。要烧成预定的颜色，不仅要求配制出药量准确的釉药，而且还须严格掌握烧窑期间的温度和通风情况，没有优良的工艺是难以制作成功的。陶器中有一个博山炉，它的炉盖为峰峦叠嶂的形状，具有很强的艺术真实感。出土的还有一个红底黑彩漆盘器皿，虽然木质胎已经腐朽，但是彩绘的花纹还清晰艳丽，纤细流畅，表现出西汉时期我国高度发达和臻于完善的漆器制造技术。另外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制作的车马具零件模型、连弧纹铜镜等物。铜镜是由铜、锡、铅的合金铸造的青铜镜，它的表面不易氧化生锈，可以保持镜面长时间光洁明亮。铜镜背面的花纹千姿百态。铜镜制作技术的娴熟，既反映了西汉时期金属冶炼水平的提高，又表明了人们对光线反射原理的深刻理解。在固原县古城还发现了一件错金铜羊，系用青铜铸成。羊卧地回首，两眼凝视，栩栩如生，而且羊身上的卷毛皆用细如发丝的金银线镶错而成，显得金光银彩交互辉映，是一个生趣盎然的艺术精品。宁夏地区出土的西汉文物表明，那个时期宁夏地区在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已经和中原地区十分接近。

经过西汉二百多年的发展，宁夏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的文物更是丰富多彩。

东汉农具的改进标志着宁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贺兰县暖泉农场东汉墓中曾出土了一件犁壁，用生铁铸造。它的形状为长方形叶状，长五十厘米，宽二十二厘米，一角弧圆，背面有两个鼻纽。犁壁和犁尖配套连用，可将犁起的土翻向一边曝晒，能更有效地杀死害虫和提高土地肥力。据记载，欧洲的耕犁直到公元11世纪才装配有犁壁，而我国在西汉时便有了犁壁的装置，比欧洲要早近千年，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能力。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增加了宁夏地区的粮食产量，因此到了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朝廷大臣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呈报了北地、安定诸郡的发展情况(宁夏当时属北地和安定郡管辖)，“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后汉书》卷八十七)。可见宁夏地区当时的经济是很繁荣的。

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建设。如今在中宁、贺兰、盐池、固原和中卫等县境内，都发现有东汉时期的城址遗迹，一些当年所用的建筑材料和许多遗物还不时被发掘出来。盐池县张家场东汉古城遗址中出土有铭文方砖，上面印有汉代流行的吉祥语，如“大富昌、乐未央、子宜孙”等。固原县南郊古城遗址中还发现了用圆形陶井圈砌成的陶水井，城内排水用的陶水管道。陶管有直筒形和曲尺形两种。它们说明，在当时的一些城镇中，已有了较为完善的供水、排水设施。东汉时期的地主大庄园经济发展较快，许多财富、地位相当的人死后常按姓氏分区葬在同一墓地中，因而有的墓地墓葬星罗棋布，达数百余座，延亘数华里。在已经发掘的一些墓葬中，出土了大批反映当时经济、文化特征的文物，有陶器、铜器、玉器等。

陶器的种类繁多，几乎包括当时居民们所有的生活用品。贺兰县暖泉出土了一种东汉绿釉陶壶，色泽碧绿如翡翠，清秀典雅，显示出娴熟高超的焙烧技术。吴忠市关马湖出土了一栋陶屋模型，外型为三层结构，有门窗、栏杆、斗拱和屋顶，还用红、白颜色勾描出彩画，是东汉住宅建筑的真实缩影，是现代人了解东汉民众生活的重要资料。

铜器有镜、壶、货币和车马具等物。固原县草庙出土了一枚铜印，形制为方形，外表涂金，边长二点三厘米。印文无边栏，阴刻篆文“伏波将军章”五字。据考证是东汉马援印章。《资治通鉴》卷四十三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击交趾”，而马援年轻时曾在北地郡生活过。固原西郊还出了一把东汉初年的铁剑，长一米零五，虽埋地下千余年，但剑刃依然锋利。同地还出土一把彩绘骨尺，尺面用赭红色描绘出流畅的变体流云图案，上有十个刻度，全尺合今天的二十三厘米。这把骨尺对研究我国古代量器很有价值。

在宁夏南部还发现有一些汉代匈奴族的文物。匈奴被汉朝击败以后，一部分匈奴人归附汉朝，被汉朝安置在指定地点生活。1976年在固原县古城发现了一件匈奴族的透雕长方形铜牌，图形为两只长角鹿相对而立。在固原西郊还发现了一件匈奴用的铁剑，剑首用青铜铸造，作成两个羊头相对的圆环形状，具有匈奴民族文物的浓郁风格。这些文物是汉族和匈奴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溶合的珍贵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