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及其向科举制的过渡·汉代察举制与“阳嘉新制”
1.汉代察举科目及独尊儒术的选士方针
汉代的察举制度，是在西汉高祖到武帝之间渐次形成的。所谓“察举”，即考察后予以荐举。《汉书·高祖纪下》记，高祖十一年(前196)下求贤诏，令举“贤者智能”之士，并“尊显之”。《汉书·文帝纪》记，文帝二年(前178)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前165)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历三十余年，贤良特举策试之制才正式形成。又据《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三十年后孝廉岁举之制亦正式建立。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现综合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列表如下：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将其划为四类：
(1)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特科。往往在发生灾异、动乱或其他重大政治变化时设，常有“求言”即征求吏民意见的目的。被举者以“对策”形式发表政见，然后分等授官。
(2)明经、明法以及勇猛知兵知法等特科，是为擢举各类专门人才或特种人才而设。举后须再加检验，如明经科要射策试经等(明经科不中者须到太学学习后再试)。
(3)秀才、孝廉二科，为向朝廷定期贡士而设，面向一切吏民。前者为州举，后者为郡举，这两科最初没有考试，举后直接授官。
(4)尤异、治剧等特科。尤异科面向郡县长官，治剧科面对郡守、县令，这两科系专门选拔有政绩的地方官员而设。
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下诏举贤良，鸿儒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力陈孔子之学，在第三次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选士方针，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汉书·董仲舒传》)
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认为：“ ‘独尊儒术’为培养和选拔人才明确了方向和标准。从此，儒家经术和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成为选士的主要标准，儒生成为选士的主要对象。”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指出：贤良、孝廉科目作为“汉代察举制的典型形态”，“是与知识群体特别是儒生集团的参政，与王朝之最终把儒术奉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致的”。并指出，“贤良、孝廉之所以殊异于此前的官吏举荐之法的，一是设科名目上的‘进贤’意图，二是举荐形式上的‘贡士’色彩。这两方面，充分地适应于上述儒家的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义的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在选官上 ‘以德取人’ 的原则”。
2.阳嘉新制察举制的问题在于举荐无统一标准，到了东汉，贵戚操纵察举，弊端横生，《后汉书·种暠传》记：“今当举之孝廉，多得贵戚书令。”王符《潜夫论·考绩》：“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谄谀应直言……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徐干《中论·考伪篇》斥察举为“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绐、朋友相诈”。
于是，顺帝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针对察举制中弊端进行改革：
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后汉书·左雄传》)
可见阳嘉新制的中心内容是建立考试制度。考试内容的“家法”是儒学经术，“笺奏”则为行政文书。考试程序是先至公府课试，然后在端门由尚书复核。所谓“端门”，《文献通考·选举一》认为：“端门，太微左右执法所舍，即御史府。犹近世御史台覆试进士之法也。试之公府而覆之端门，此所以牧守不敢轻举而察选清平也。”《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曰：“宫官之正南门曰端门，尚书于此受天下章奏。令举者先诣公府课试，以副本纳之端门，尚书审核之。”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认为“端门是一个经常举行察举对策的地方”。
阳嘉新制并非凭空产生的。此前，汉代选官中，就已有射策、对策之考试了。
射策，类似抽签考试，始于武帝，用以对经术的考试。对射策的解释有二：一为《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一为《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
对策，主要用于陈政之考试，创于文帝。贤良、有道等科须经对策陈政之试。《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文心雕龙·议对》云：“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对策兼有考察才艺和征询政见的双重目的。
此外，还有诵书和书法的考试，应用于令史之选试。《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另有尚书郎的笺奏之试。据《初学记》卷十一引《汉官》：“尚书郎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每一郎缺则试五人，先试笺奏。”此试始于东汉光武帝。笺奏之试为阳嘉新制提供了依据。
阳嘉新制一度使“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后汉书·左雄传》)。它加强了察举制中考试的因素，为后世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选士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