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用人与明朝的覆亡

崇祯的用人与明朝的覆亡

崇祯帝朱由检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以兄终弟及即位后，从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出发，勤于政事，在谋求治国理民的策略中，试图改革用人制度，结果用非其人，不仅未能挽救明王朝的灭亡，反而落得个吊死煤山的结局。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崇祯用人失败的教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是取士不以德才为据，所用多为庸鄙之辈。崇祯即位后，深感吏治腐败，决定改革取士制度，有拨贡、保举、准贡、特授等法，这些方法的采用，对纠正当时只有科举一途的取士状况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由于官吏腐败，以权谋私之风已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尽管崇祯在提出上述取士诸法时，也强调选贤任能，可是无法抑制官吏的营私舞弊，廷臣交朋结党。这样，崇祯年间，无论通过何种途径，都无法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人才，因而所选拔出来的人才，素质普遍较差，多为庸鄙之辈。如申甫是游方僧，喜谈兵事，并自制战车火器。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后金军逼近北京。与申甫友善的庶吉士金声荐他有将才，召见奏对称旨，遂擢副总兵，命他招募新军。他仓促募集数千人，都是市井游民，未经训练便开赴前线，结果全军覆没，他也中流矢而亡。

二是朝中大臣更换频繁，不能形成稳定的领导集团。内阁辅臣与六部尚书，均为国家重臣，是组成以崇祯帝为首的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崇祯在选用这些要员时，或沿用旧例采用廷推办法草率决定，或实行特简，以奏对取人。因而，一经到任，或遭舆论的抨击，或在使用中发现不称心如意时，便骤然决定撤换。仓促擢用，骤然罢去，致使辅臣与尚书象走马灯一样更换不休。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先后任用辅臣五十人。首辅十余人，吏部尚书换了十三人，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工部尚书换了十一人。辅臣与尚书都是参与决议和执行方针政策的要员。这些官员更换如此频繁，就使明王朝无法建立一个以崇祯帝为首的领导核心，也无法使朝中大臣从长计议，安心任职。

三是以重典治臣，滥杀滥罚，致使臣下畏罪饰非，同他貌合神离。崇祯在与后金(清)、农民军的多次较量中，连续败北，仇恨和恐惧一方面使他力敌后金，另一方面使他对臣僚更加多疑多忌，因而以重法绳群臣，用威刑驭天下。仅崇祯十四年(1641)，狱中关押的文武大臣就达一百四十余人。在这种重典的惩治下，上自辅臣、尚书，下至州县官吏，受到惩处者比比皆是。被赐死的首辅有薛国观和周延儒。兵部尚书十四人，除张鹤鸣、熊明遇、冯元飚等数人致仕外，余者或下狱死、或畏罪服毒死、或斩于市。督抚被杀者尤多。据《明史·郑崇俭传》载：“(崇祯)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杀者多至十一人。至于府州县官在重典下去职、被杀者更多。崇祯以重典治罪不当罚的臣下，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随之而来的，不仅诸事废驰，而且曲意奉承、报喜不报忧，说大话、假话、空话之风日趋盛行。

四是诿过于人，挫伤了百官的积极性。崇祯帝常常自以为是地作出一些决策，暗中交他人办理。一旦出现问题，遭到臣下抨击，他便诿过于奉旨承办的官吏。兵部尚书陈新甲，是一个干实事的人，就任后，尽职尽责。在对清的策略上，他主张议和，与崇祯意见一致。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国内军事形势更加严峻，大学士谢升向他提议：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崇祯也下了决心，与清议和，并将此事交给陈新甲办理。新甲派主事马绍愉前往沈阳，与清交涉。后来廷臣闻知，众口纷纭。恰在这时，马绍愉从沈阳回来，将议和密件交给了陈新甲。新甲置之家中几案上，家僮误以为塘报，抄出外传，群情愤激。崇祯见势不妙，马上责令新甲回话。新甲不屈。他害怕新甲说出事情的真相，便将新甲斩首于西市。崇祯如此诿过于人，岂能使臣下为他效忠卖命。

崇祯帝的用人政策及其实践，是他全部政治主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用人上的失误可以说是导致明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