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将种师道

宋代名将种师道

种师道(公元1051～1126年)，字彝叔，北宋末洛阳人。将门世家出身，其祖父种世衡为镇守西夏的边防名将，多谋善战，功绩卓著，名垂青史。

种师道少年学法，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张载，颇具法律文采，在其初任甘肃熙州 (今甘肃临洮县)推官，权知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时，县吏有一桩田讼案，拖了两年仍未解决，他亲自夜以继日地查翻卷宗，发现这是一场家庭纠纷，告的是母亲和兄长，无需立案审理，于是他就召来县吏责问说： “母、兄，法可讼乎?”县吏马上叩头认错。后师道升宁夏原州通判，提举陕西秦凤路常平。因在议论役法时违背了蔡京的旨意，而被削官贬职，又被扣上“诋毁先烈”的罪名，逐罢入党籍，坐废10年，由于他为将门之子，时过境迁，当宋夏战事再起之时，他又被起用为四川忠州刺史、陕西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驻扎在北宋与西夏交界的边防线上。靖康元年 (公元126年)，金围东京，被召为京畿河北制置使，率兵驰援汴京，拜同知枢密院，力主抗金，以年高望重，人称“老种”。病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后加赠少保，谥忠宪。

种师道作为一名军事将领，他有谋有勇。在他出知怀德军(今宁夏固夏县西北)时，正逢夏宋边事再起，夏国一边进兵略地，一边派遣使臣到宋谋求领土。一次西夏国遣使焦彦坚到达种师道的防区，无理要求种师道让出曾被西夏占领过的西北部边境的一些疆土。他据理力争，驳斥说： “如言故地，当以汉、唐为正，若这样的话，你们夏主的疆土可就更小了。” 当时说得焦彦坚哑口无言。

种师道博学多识。西夏出兵入侵定边 (今属陕西)，他率兵攻讨，军队到达时，兵士们渴甚，师道凭借丰富的经验，指出山的西麓存在水源，即下令开凿，果然得水，解决了军队的饮水问题，稳定了军心，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种师道熟读兵法，领兵有方，而且军纪严明，绝不姑息纵容。宋廷命他统率陕西、河东七路兵马征讨藏底城，且令其旬日攻克。兵至城下，发现敌军守备牢固，攻打几次不克，因而宋军中有懈怠现象，有军官竟躺在缴来的胡床上休息。为了整顿军纪，振其军威，他下令将其立斩，并陈尸军门以示众。随即下令： “今日城不下，视此。”将士们顿时为之震栗，个个精神抖擞，奋勇攻城，因为士气振奋，所以城很快就被攻克，敌军大溃，从发兵至克城，仅用了8天时间，宋徽宗闻得捷报异常高兴，晋封师道为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

大宦官童阿贯阿谀逢迎，深得徽宗的宠信，而且手握兵权，权倾朝野，便作威作福，横行一世。凡见到他的人，都得拜伏于地，只有师道，仅依常礼施以长揖而已。对此，童贯耿耿于怀。宋徽宗有一次在宫内召见种师道，询问边防情况，他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主动出击，不可能取胜，假如敌军前来进犯，宋军就应坚决还击。如果在边境地区轻举妄动，挑发事端，实非上策。徽宗将此建议转告童贯，童贯却不接受，反而提出从内地挑选弓箭手充实边境，引发事端。徽宗又征询师道，他回答说：“臣恐勤远之功未立，而近扰先及矣。”徽宗对此亦表赞同，遂即赐他袭衣、金带，任提举秦、凤(今陕西、甘肃) 一带弓箭手，并说： “卿，吾所亲擢也。”这使得童贯满心不悦。后改他知右西安州 (今陕西西安市)。

此后，种师道在童贯手下任都统制，拜保静军节度使，好大喜功的童贯想趁金攻辽之际，与金人联合攻打辽国，妄图夺回燕云之地，以邀功请赏。当时，辽国境内女真崛起，方兴未艾。师道根据当时的形势反对联金伐辽，他谏阻说： “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无乃不可乎?”童贯根本不听，坚持以兵攻辽。而辽军早有戒备，进行了坚决抵御，结果宋军大败。幸而他事先下令兵士们备有巨梃自防，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不久，辽国遣使谋求议和，希望宋廷不要与女真联合，以免祸邻害己。他再次谏言童贯接受辽方建议，童贯非但不听，还密劾种师道通贼，奸相王黼立即将他削职，以刘延庆代之，直至刘延庆惨败卢沟(今北京市西)，宋徽宗才思其前言，两次起用他为山西宪州刺史，知环州，并恢复其保静军节度使一职。

金兵败辽之后，乘胜南下攻宋，兵至京畿。种师道勤王来到东京，处于金兵围困下的宋钦宗欣闻“老种”救兵已至，即命宰相李纲迎其入宫，师道主张趁金入孤军深入，将其消灭，但钦宗已决定割地议和，未采纳其意见。不久，商议用兵之策时，他提出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来拖延麻痹金兵，待救兵到达后，趁金兵师老粮缺，不得不后撤时，出兵追击，前后夹攻，予以歼灭。可惜宋钦宗思想忽左忽右，还是未接受其主张，以致未等救兵全到就贸然出兵偷袭金后，结果偷袭不成，反遭金兵袭击而大败，此时，师道认为尚有战机，他建议紧接着再次突袭，这样定会出其不意，但此刻钦宗已不敢再言战，不仅未听进种师道的良策，还将主战的李纲撤了职。在东京保卫战中，尽管他多次所献良策未被朝廷采纳，但他自己常出兵御敌，取得了不少胜利，从而打击了金兵的嚣张气焰。

种师道为了国家的利益，以其古稀之年仍领兵驰骋疆场，直至76岁高龄病死。他聪明睿智，善谋能战，忠国直言，只可惜他生不逢时。尽管他的许多重要谋略，被当权者弃之不用，他的努力也未能挽救北宋的败亡，但他仍不失为名将和军事谋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