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改”—反动的口号

“上、管、改”—反动的口号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中危害高教、危害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极其反动的口号。

“上、管、改”的口号，本是1970年春天，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提出来的。他们提出“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象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这个提法，在当时也朴素地表达了工人学员对教育的一些看法，想搞好教育的一些热情。但是，这句话有着明显的片面性，既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也忽视了教育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四人帮”一伙出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认为这句话可以为其鼓吹的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服务，立即将它接过来，加入了别有用心的内容而加以利用，纳入了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轨道。

“上、管、改”口号的反动性，就在于它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假借工农兵学员的名义，利用工农兵学员参加教育革命的积极性，来诱骗和煽动工农兵学员把学校搞乱。因此，随着“四人帮”的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剧，“上、管、改”的政治内容也愈加反动。

1971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高等学校普遍恢复召生，这对“四人帮”一伙企图以教育为缺口实施其政治篡夺目的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他们在抛出“两个估计”的同时，大肆鼓吹“上、管、改”，把“两个估计”作为他们乱校反党，篡夺政治权力的理论根据，把“上、管、改”作为在“两个估计”的前提下与之配套的，篡夺学校领导权的实际措施。张春桥说，工农兵上大学是进了“豺狼虎豹之口”，要“自己管理自己”，不然，“就要被吃掉”，恶毒地挑动学生反对党委的领导。迟群说：“要注意把学生工作做好，利用这股力量，别让人家过去整你。”名为“重视”工农兵学员、实为“利用”他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1973年“四人帮”从教育领域入手，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时，“上、管、改“就成了他们打击教育战线广大干部、搞垮教师队伍的行动口号。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一伙又大刮“批周公”、“批大儒”的妖风。与此同时，他们疯狂扇动学生行使所谓“上、管、改”权力，到处揪“复辟派、”“孔老二”，企图搞乱学校、搞垮党委领导，在乱中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1976年，“四人帮”加紧其政治步伐，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上、管、改”成了批“民主派”，揪“走资派”的措施。

“四人帮”一伙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深化其“上、管、改”，其要害就在于通过“管大学”篡夺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战线上建立“四人帮”的“帮”统治，进而把教育作为他们政治篡权的战略据点。在各大学里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上、管、改委员会”、“上、管、改领导小组”等，实际上凌驾于学校党委之上、名为“管大学”，实为取消党的领导。使一些学校无政府主义盛行，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受到严重削弱，学校领导横遭迫害，学校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其次，“四人帮”利用“上、管、改”的口号，对广大教师肆意打击和迫害，把广大教师辱骂为“臭老九”、“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王公贵族”把教师当作“苍蝇”去轰，当作水中的“皮球”去压，当作“专政对象”去“管”，制造师生对立，宣扬对老师这些“臭老九”，“一管，就当尖兵;不管，就当俘虏”，甚至把教师分散在学生的组织中进行管理。再次，“管”是为“改”服务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造大学。“把现在的大学搞得越不象样，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张春桥公开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迟群则说：“我们的大学就是培养造反派”，“个个都象张铁生就好了，”“闹它个天翻地覆。”他们要把所有的大学都办成“政治大学”，只办一个“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专业”，要把大学办成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训练班。他们的大学，“历史、政教、中文、新闻、法律都可以不办”，要“砸烂”大学文科，“把文科办成写作组”。学政治的要去研究“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必然规律”;学经济学的要专门研究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学文学的要专搞“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学历史的要专搞“影射史学”。而科学技术不在他们的大学里。他们说：“宁可少学一些，也不要红色工程师”，“学知识就会从上、管、改的战斗岗位上退下来”，“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只要能造反，即使科学技术一窍不通也“可以打九十九分。”在他们这种“改”的精神指导下，学校转变学生的思想工作成了毒害青年学生的政治教唆手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被作为“培植精神贵族的温床”而取消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被实用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带学科”、“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等所代替，严重地破坏了教学改革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整个教育开了历史的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