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出自蓟北门行·南朝宋·鲍照》原文与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南朝宋·鲍照



羽檄起边亭, 烽火入咸阳。

征骑屯广武, 分兵救朔方。

严秋筋竿劲, 虏阵精且强。

天子按剑怒, 使者遥相望。

雁行缘石径, 鱼贯度飞梁。

箫鼓流汉思, 旌甲被胡霜。

疾风冲塞起, 沙砾自飘扬。

马毛缩如猬, 角弓不可张。

时危见臣节, 世乱识忠良。

投躯报明主, 身死为国殇!



在中国文学史上,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谢客以清新自然的山水诗著称,颜延年以用典精工之五言见长,鲍明远则以“俊逸”的乐府饮誉。三人作品各有千秋,显示当时诗坛发展的不同倾向。

这首诗是鲍照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向为选家所注目,昭明《文选》,沈氏《古诗源》等均有采录。“出自蓟北门行”,当是古乐府曲名,其内容盖多写军旅之事。《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出自蓟北门行》,其致与《从军行》同,而兼言燕蓟风物,及突骑勇悍之状。”惜此曲古辞已不存。“代”即拟作的意思。作者许多乐府诗,大半是拟作。不过他从来不是一味模仿,而往往是和曹操、曹植一样,借旧题写时事,并熔入自己的感情和时代的思想。

据史载,元嘉年间,宋魏两个政权南北对峙更为严峻。江南一些仁人志士渴望收复中原,宋文帝也曾昭令北伐。但由于宋朝国力弱于北魏,加之君臣互相猜忌、用兵失当,终致败北(参见《宋书·文帝纪》史评)。对此,辛弃疾于千载之下,还不无感叹地咏道:“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稼轩之词,有其明显的身世之感。鲍照之辞,也有其怀才不遇、沉沦下僚、报国无门的激愤情怀,只是由于他生平线索的模糊,我们今天难以坐实罢了。

理解这一点,对分析全诗有很大帮助。

全诗共二十句,四句一层。“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起笔突兀、精警,一下子就把交战前紧急情况和盘托出。“羽檄”、“烽火”是古代军队传递战情的文书、信号,连在一起用,更加强了气氛的急迫、严峻。“咸阳”,汉代指长安国都。这里与下文的“广武”、“朔方”一样,都是代称某地方,并非实指。此手法在历代乐府诗中极为常见。“征骑”两句叙我方阵势。“救”字用得准确,暗示出战线的某方吃紧、危险,也暗示出这场战争胜负的大势。为以下“时危”、“身死”张本。

接下“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几句,承上展开。“严秋”,兼有二义,一指天气寒冷,一谓秋马肥壮。《文选》李注引《汉书》说“匈奴秋马肥”,确解。今人或说是秋寒,遗大拾小。“筋竿劲”,是指弓箭有力,与“严秋”合起来说敌人配物精良。“虏阵精且强”则言敌虏来势凶猛,似乎锐不可挡。这样写,并非只是为了说明侵略者的强大,而是为了突出“天子按剑怒”,奋起抗击的可贵精神。“遥相望”,意思说朝廷不断向边亭派出使者,督促将士严守阵地,不准后退,申足天子抗战决心。《史记·大宛传》记载:“贰师将军请罢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辄斩之。’”鲍照大约是用这个故实,也可能兼有影射当时一些怯战的将领,如王玄谟之流。

“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几句叙写我军胜利前进的阵势。“雁行”、“鱼贯”是指队列行进如雁飞、鱼游般的齐整;“缘石径”、“度飞梁”是说克服艰险,一路进取的行程。李善注“雁行”句说:“《汉书》曰:公孙戎奴以校尉击匈奴,至右贤王庭,为雁行,上石山先登。”李注甚得诗意。据《宋书·柳元景传》载,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时,王玄谟率领东路军一再失利,而柳元景统帅的西路军却一连打下卢氏县、弘农郡、陕城和潼关,大有直入北魏王庭之势。诗所谓“流汉思”、“被胡霜”,也正是收复汉中故土、深入中原北地的写照。有人将“流汉思”解作将士愈是远离家乡,便愈加怀念故土,实在是误会了历史!

至此,诗情达到了一个高潮。诗人虽然也写了敌军的强大,但更写了我军的英勇善战和一往无前的形势。

不料风云多变。由于东路军王玄谟等人的失败,使战况急转直下,宋文帝北伐决心动摇,急令柳元景等南撤。“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说是写景,不如说是写战线的急剧突变。“疾风”、“自飘扬”,都含有难以预料的意思。“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表面上是说气候寒冷,骨子里却是谓兵势缩如刺猬、如弓不张。唐人《白雪歌》“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与此语同意异,不可混为一谈。鲍照之所以没有将自己的批判态度直接道出,恐怕与其当时政治处境有关,不便明言。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最后四句表达了作者欲报效祖国的情怀。“时危”兜住上文,收束有力。“见臣节”、“识忠良”,暗含着诗人对现实的某种评判。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的北伐,不但没有取得预期胜利,反而被北魏逼退到长江南岸,江北只有盱眙一座孤城在殊死坚守。宋文帝遥望江北几百里长的处处烽烟,不禁忧虑、惭愧,想起了四年前被他无辜杀害的勇猛骁将檀道济,对谋士江湛说:“若道济在,岂至此!”(《南史·檀道济传》)“为国殇”,用屈原《九歌·国殇》典故,点明自己欲为明主肱股、献身于祖国的誓愿。同时,也是对那些为国捐躯死难者的高度颂扬。至此,诗情再一次被推向高潮,使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了作者那颗忧国忧世、激动不已的赤热之心!

元嘉二十七年之战,是刘宋和北魏之间最大的战争,影响于历史至为深远。从此,南朝再也无心北顾了(包括齐、梁、陈),而注定要由北朝来统一中国。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连千年之后的辛弃疾都不免犹如目睹,更何况身当其世的鲍照了(按,明远卒于公元466年)。所以,尽管我们不能将此诗准确系年,但是说它是取材于这次战争,应当是毫无问题的;说它是一首优秀的史诗,也未尝不可。

清人沈德潜点评:“明远能为抗壮之音,颇似孟德。”(《古诗源》卷十一)即是从此诗内容与风格着眼的。如果再就语言上说,我们以为该诗与曹子建(植)的《白马篇》极为相似,特别是其开头和结尾,读者不妨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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