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后出塞五首》原文与赏析
杜甫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
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
六合已一家，四夷已孤军。
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
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
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后出塞》五首是杜甫现实主义
诗歌创作高峰到来前夕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组诗叙写开元天宝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关于人物身份，有人说：诗里并没有明白叙述他的家庭情况，我们与《前出塞》一样可以知道他是农民，而且主人公后来逃归了，说着“故里但空村”，说着“穷老无儿孙”。那么，同《垂老别》里的老头儿，同《无家别》里的乡里，完全是一样的。这种看法似乎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这里所说的两个“一样”都很成问题： 《垂老别》、《无家别》里的老人、乡里，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被迫抛下老妻或病母，被朝廷强征入伍的。而《后出塞》的主人公却是在乱前的“盛世”，怀着“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的雄心踊跃应募的。他既非被强征入伍，也不象《前出塞》主人公那样被迫服役(“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含笑看吴钩”，是何等一种风流自赏、顾盼生姿的神态。“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既有马骑，武器亦精良，与“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前出塞》)的情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送行的热闹场面看(“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此人也不象一个普通农民，第五首又提到“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大抵是当兵吃粮的老行当。值得注意的还有，送行行列中有“闾里”“亲戚”，独没有象《前出塞》那样提到“父母”，也无妻室儿女(从第五首可知)，这不是偶然现象。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虽然后来他也“穷老无儿孙”，无家可归，但毕竟与《垂老别》、《无家别》的主人公身份并不一样。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 (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对第三首诗的理解关系到组诗整体的赏析：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有人说这是写到蓟门军中后所起的反感。从人物方面说，是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由于实践，他已认识到“封侯”的骗局和肮脏。似乎主人公的逃跑还有一层原因，即对“封侯”的失望。诗本身诚然有批判黩武贪功之意，但这是否就是主人公的思想“转变”呢?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显，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 (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 “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喜孜孜地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这个悲剧为人物性格的矛盾所决定。而这个人物性格则是典型历史环境的产物，它具有生活本来的那种复杂性和生动性。而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也是既有同情的一面，又有批判的一面，不宜简单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