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记孙觌事
朱熹
靖康之难
(1),钦宗幸虏营
(2)。虏人欲得某文
(3)。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 阴冀觌不奉诏
(4),得以为解
(5)。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
(6),以媚虏人
(7),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
(8)。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
(9)。觌亦不辞。其后每语人曰: “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
(10),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
(11)。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者
(12),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之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 其寿而康也,宜哉
(13)! ”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
(14)。
乙巳八月二十三日
(15),与刘晦伯语
(16),录记此事,因书以识云
(17)。
〔注释〕(1)靖康: 宋钦宗年号。难: 指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人攻陷汴梁,掳宋徽宗、钦宗北迁。(2)幸: 皇帝所到曰幸。皇帝被掳入金营,乃国之耻辱,故朱熹有所隐晦,而说“幸” 。虏营: 指金将斡离不、粘罕的军营。(3)某文: 降表的隐语。(4)阴冀: 暗中希望。(5)解: 解脱。(6)过为: 过分。(7)媚: 讨好。据《大金吊伐录》,孙觌文中有句: “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 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 ”(8)宿成: 早就写成。(9)大宗城: 金朝的同姓权贵。卤:掳。饷:送。(10)一时: 同时。(11)不免: 不免于死。(12)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语见《孟子·离娄上》。(13)寿而康:语见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饮则食兮寿而康”。(14)快之:对此觉得痛快。(15)乙巳: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16)刘晦伯:刘爚,朱熹学生。(17)识(zhi): 记录。
〔鉴赏〕朱熹的《记孙觌事》,是一篇绝妙的小品文。寥寥二百字,活画出卖国贼的嘴脸。
在谈这篇短文之前,不妨先看看孙觌的为人与行事。
孙觌工诗文,尤长于四六,与汪藻、洪迈、周必大齐名,著有《鸿庆居士集》。《宋史》中没有他的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撮取南宋人的记述,对其人其事作了如下评介:
(孙)觌,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蔡攸荐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势败,乃率御史极劾之。金人围汴。李纲罢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留,觌复劾纲要君,又言诸生将再伏阙。朝廷以其言不实,斥守和州。既而纲去国,复召觌为御史。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建炎初,贬峡州,再贬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复引之,使掌诰命。后又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故其文称《鸿庆居士集》。孝宗时,洪迈修国史,谓靖康时人独觌在,请诏下觌,使书所见闻靖康时事上之。觌遂于所不快者,如李纲等,率加诬辞。迈遽信之,载于《钦宗实录》。其后朱子与人言及,每以为恨。谓小人不可使执笔。故陈振孙《书录解题》曰: “觌生于元丰辛酉,卒于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谓耆宿矣:而其生平出处,则至不足道。”岳珂《桯史》亦曰: “孙仲益《鸿庆集》大半志铭,盖谀墓之常,不足诧。独《武功大夫李公碑》乃俨然一珰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为大恨,言必称公,殊不为作。”赵与旹《宾退录》,复摘其作《莫幵墓志》极论屈体求金之是、 倡言复仇之非; 又摘其作《韩忠武墓志》极诋岳飞,作《万俟
墓志》极表其杀飞一事:为颠倒悖缪。则觌之怙恶不悛,当时已人人鄙之矣。……
这里通过一系列秽迹恶行的叙述,说明了孙觌其人的“怙恶不悛”;但人物形象并不鲜明。因为这本来不是文艺性的作品。著者的目的,只在于列举有关事实,不在于刻画人物形象。
朱熹的《记孙觌事》,其写法与此大不相同。
第一、前面的那段文字列举了许多事实,朱憙的这篇短文却只选取一例事实。全文不到二百字,如果列举许多事实,就会变成流水帐,谈不上传神写照。
第二、这篇短文所记的事实,前文也记了,它是这样记的:
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
朱熹同样记这件事,却不是简单地给人物加上“极意献媚” 的评语就算完事,而是通过记事表现他的精神世界。
所记之事很简单,而用笔却有如剥笋,层层深入,直剥到孙觌的灵魂深处。以下试作逐层分析: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这三句是第一层。单刀直入,以两句写汴京沦陷、钦宗被掳,以一句写金人欲得降表,以便促使宋朝正在抗金的军民望风投降,从而把北宋的灭亡集中到金人威逼钦宗上降表上。
“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 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这是第二层。由金人勒索降表转到钦宗诏孙觌,进入“记孙觌事”的主题。钦宗命孙觌写降表,出于“不得已” ; 口头上要孙觌写,内心里却希望孙觌坚持气节,毅然拒绝。汴京沦陷之时,宋朝的臣子及太学生等威武不屈,以死相抗者不乏其人,钦宗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作者以“阴冀觌不奉诏”一句写钦宗的心理活动,从而把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摆在孙觌面前,也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孙觌身上,看他在关键时刻,将采取什么行动。关键时刻的行动,最足以表现人物的品质。
“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这一层,已剥出孙觌灵魂中最卑污的东西。“而”是转折词,承钦宗“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转。他不是“不奉诏” ,而是“不复辞” ,颇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概。他不是下笔艰难,而是“一挥立就” ,颇有文思泉涌、兴会淋漓的神情。读者不禁要猜想: 他也许并非写降表,而是草檄文、抒忠愤、斥仇敌吧! 这样的猜想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猜错了。他不仅写的是降表,而且比一般的降表更不象样子: “过为贬损,以媚虏人”! 这封降表,被收入《大金吊伐
生来就是瞎子的人想知道太阳究竟是怎样的,虽辗转询问于人,似乎懂得了不少,实际错误得很。为什么? “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求之人”是需要的,自己未尝亲眼目睹而只是求助于人,当然不行。
“未尝见而求之人”不行,“莫之见而意之”也不行。因为没有见过,凭主观猜想胡说一气,好象头头是道,其实都站不住脚,同样不行。
然则只要亲眼看到过,一定就知“道” 了?亦不然。苏轼把“即其所见而名之”也作为“求道之过也” 的一端。“见多”才能“识广” ,有比较才能提高识别力。有所见,比未尝见当然好些,但每个人的所见不仅有许多局限,而且如果缺乏仔细研究,实践验证,只凭眼前看到的一点马上就对所写事物作出结论,片面之见是靠不住的。
一见不行,少见亦不行,可是对有些事物,即使多见仍难解决问题。老站在岸上看别人游,总不自己下水去练一番,虽然见得多,还是懂不到水性,会不了游泳。
一定有人会这样问: 难道别人告诉你的一定不可信? 间接传授的知识一定非真理? 当然不一定。“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 ,而“北方之勇者”如果冒冒失失地“以其言试之河” ,那就要“未有不溺者” 了。指导学泳的书上讲的可能都很对,没人所传授的经验可能也都对,但都对的知识不是马上能够真懂,真会运用,必须有个实践的过程才得真正领会、掌握水性和潜水规律。在可能与必要的情况下,总以不满足于间接传授而力求从实践中学习真知为最好。苏轼是料想到有人会这样问的,实际上他也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反对的是那种“不学而务求道”的人,一味要求道,可并不认真、老实学习。“务求道” ,也就是不学而强求道。他认为能学而不学,一味空谈,是求不到道的。他所说的学,主要指在实践中学习。“实践出真知” ,话虽未曾这么说,实际上他在这篇文章里反复表明的,即是这种道理。“道可致而不可求”,强调的就是实践之功。经过实践,水到渠成,规律性的知识自然就会得到,即所谓“莫之求而自至” ,他当然不是要连“求”的愿望,“求” 的努力都加以否定,不过说,不学而强求,是无益的罢了。
苏轼是赞同子夏所说“君子学,以致其道”的。因此,他既反对“知
这位听了孙觌投降理论的人把那投降理论运用于孙觌写降表的实践,刺了他一下: “既然如此,那么,你在敌营中写降表,顺天的确顺得太过分了,你如今这样长寿、又这样安康,这真是很应该的啊! ”
作者接着写了两句: “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就结束了全文。作者从惩罚民族败类的创作目的出发,是要写出“闻者快之”才愿意搁笔的; 而“觌惭无以应” ,则是“闻者快之” 的前提。然而从孙觌其人的本质看,他在听到人家说他“寿而康也,宜哉” 之后,很可能洋洋得意地重复说: “宜哉! 宜哉!! ”
这篇短文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孙觌的丑行秽迹很多,都可记: 作者只记其写降表,突出一斑而全豹可见。此其一。先以“靖康之难” 四字勾出历史环境,然后写“虏人”勒索降表而钦宗不愿,从而把国家存亡的焦点集中到是否写降表上,让孙觌其人经受考验。此其二。用“一挥立就” 、“词甚精丽” 等句写孙觌辱国媚敌的行动已不堪入目,又用“如宿成者” 以诛其心。此其三。“虏人大喜”给赏,这是写了的。钦宗的反应如何,没有明写,但已从“不得已” 、“阴冀觌不奉诏” 、“过为贬损”等句中作了暗示。从“虏人”与钦宗的不同反应中暴露孙觌写表、领赏的丑态。此其四。写孙觌当众宣扬其卖国理论而恬不知耻,以见此人良心丧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写降表并非偶然。此其五。以听众的辛辣讽刺和“闻者快之”结束全文,伸张了民族正义,歌颂了民族气节。此其六。
我国散文有其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名家辈出,名作如林。以理学著名、而不以文学著名的朱熹,也能写出这样精练,这样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文学意味的散文作品来,更何况那些出名的“古文家”呢?为了建设精神文明,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我国的散文宝库,是值得发掘的,我国的散文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