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晁错·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①。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 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 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②，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⑤，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⑥。夫能人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 “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⑦，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①捐瘠(ji)：饿死和瘦弱的人。畜：通“蓄”，下同。②贾：通 “价”。亡：通“无”，不同。倍称： 加倍。③奇赢： 高额利润。④敖： 通“遨”，游玩。曳缟： 披着丝织的长衣。缟，一种白细的丝织品。⑤乖迕 (wu)： 违背。⑥渫(xie)： 分散。⑦仞： 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译文】 圣明的君主在位的时候，老百姓不会挨饿受冻，这并不是因为君主能亲自种粮来给他们吃，能亲自织布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开发天下百姓的增产生财之道，使他们富足起来。所以唐尧、夏禹的时候有过连续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过连续七年的旱灾，可是国内没有人饿死饿瘦，这是因为粮食蓄积得多并且事先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了，土地人民的数量之多不减禹、汤当年，加上没有遇到连续几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比不上禹、汤的时候，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土地没有全部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能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还没有全部开发出来，游荡求食的人还没有完全回到农业生产上来。百姓贫困就要产生奸邪的行为。贫困产生于不富足，不富足产生于不务农，不务农就不能安居乡土，不安居乡土就会离乡背井轻易弃家，结果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觅食，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也还是限制不住他们的。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味可口的食物才吃; 饥寒交迫，就顾不得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饥饿，整年不做衣服就寒冷。肚子饿了而没有饭吃，身子冷了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全她的儿子。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笼络住他的人民呢? 圣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使百姓致力于种田养蚕，给他们减轻赋税，让他们增加积蓄，以便充实仓廪，防备水旱之灾，故而能得到民心，拥有人民。
百姓，取决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总是往低处流一样，是不管东南西北的。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但是大家却珍贵它，这是由于君主需要用它的缘故。这类东西轻便小巧易于收藏，拿在手里，就可以遍行海内而无饥寒之忧。它会使臣子有可能轻易背叛他的君主，百姓可以轻易地离乡背井，盗贼的行为受到引诱，逃亡的人有了轻便好带的财宝。粮食衣料，从地里生出，按季节成长，靠人力收获不是一天之内能完成的。几石重的粮食，中等体力的人是扛不动的，所以不为奸诈邪巧之人所贪图，但一天没有它就会饥寒并至。因此，圣明的君主看重粮食而轻视金玉。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至少有两个人服劳役，所能耕种的田地不过百亩，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过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还要砍柴，修缮官府，做杂役。春天不避风沙，夏天不避暑热，秋天不避阴雨，冬天不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闲日子得以休息。其间还有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吊丧探病，赡养孤老，抚育幼童。如此辛勤地劳动，还有可能遭受水旱灾害，紧急的征取，残暴肆虐，而征收又没有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农民中有粮食的往往半价出卖以应急用，无粮的不得不向人借贷任其取加倍的利息。于是就有了卖田宅，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货物，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牟取暴利。他们每日游逛都市，趁着朝廷急需的时候，卖出的商品价格一定加倍。因此，这些人中，男的不耕种土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上等的米和肉，没有农民的劳苦，却坐享田地的收成。他们依仗着自己丰厚的财富，交结王侯，势力超过了官吏，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千里之间，四处游逛，高贵的衣冠，豪华的车盖，相望不绝。他们乘着坚固的车，骑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正是商人兼并农民，而农民逃亡的原因。现今的法律卑贱商人，而商人已经富起来了;法律上尊重农民，可农民已经贫贱了。因此，世俗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鄙贱的; 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君主和人民恰恰相反，喜好与厌恶正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国家富强，法律生效，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事务，没有比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要想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就得重视粮食，而重视粮食的方法，就在于使老百姓用粮食来求赏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人，只要向官府纳粮食，就可以封爵，可以免罪。这样一来，富人便有了爵位，农民便有了钱，粮食也可以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能够交纳粮食取得爵位的，都是富裕的人。从富裕的人那里取得多余的粮食，以供朝廷使用，就可以减轻穷人的赋税，这正是所谓损有余以补不足，这个法令一施行，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符合人民的心愿，好处有三方面： 一是国君需用的粮食充足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农业生产受到鼓励。现行法令规定，百姓能出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驾战车的马，为天下通用的军事装备，所以可以替人免去兵役。神农教导说： “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像充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的士兵，但没有粮食，是守不住的。” 由此看来，粮食是帝王最有用的东西，是国家政务最根本的力量所在。百姓交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和交纳战马的实效相差太远。爵位是居上位的君主所掌握的，可以开口无穷无尽地赏赐给人。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可以从地里不断地生产出来。得到高爵与免除罪罚，是人们非常渴望的。如果让天下人都交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换取爵位，免除罪罚，过不了三年，边塞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的。
【鉴赏】 本文是公元前168年晁错向汉文帝提出的关于重视粮食储备，发展农业生产的奏疏。
西汉初年，农业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粮食储备不足。晁错针对这种情形，先分析了粮食充足的重要性，提出要想实现天下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打退外族的入侵，最重要的就在于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就得贵粟而贱金玉，从而勉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抑制富商大贾的商业活动。接着，他又提出了贵粟的具体措施，如 “入粟拜爵”等，他想通过这种方法，刺激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积蓄，最终使百姓安居乐业，富国强兵，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当然这种措施有它的局限性，但它对当时西汉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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