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陈亮文《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 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战?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而举兵以临齐、晋，如履无人之地，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 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 是固不知势者之论也。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 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 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 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混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 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於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 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藉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穷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 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 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 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沉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至于相时弛张以就形势者，有非书之所能尽载也。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 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 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 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据中华书局本《宋史》)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正月二十二日，陈亮第一次上书孝宗(后不久又有第二次第三次上书)。当时秦桧禁令大学生上书论事，因此陈亮改名为同。在此《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他针对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后，统治者不思恢复，文恬武嬉，置国家危亡、民族耻辱于不顾的局面，提出了变革时政、富国强兵、北伐中原的主张。他指出历史上一些国家苟安江左导致灭亡的教训，大声疾呼：“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全文宏观伟论，上下纵横，囊括春秋以下千余年兴衰成败的史实，又从广阔的空间畅述南宋今日所处的地理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进取的政治主张。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严词抨击程、朱学派空谈“性命”，鼓吹“正心诚意”的误国害民;但有时他也陷入唯心史观的窠臼。文章大气磅礴，豪迈奔放，夹叙夹议，用事精确，笔致严密。全文长四千五百余言，包孕宏富。下面逐段作条分缕析的评述。
一、破题，作者即提出“正气”问题。“气”，通常指构成万物的一种极细微的物质。《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疏》：“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王充《论衡·自然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所谓“正气”，本是指刚正的气节。屈原《
远游》：“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这里是把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称为“正气”，而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称为“邪气”。“天命说”初发生于殷商时期，当时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而“天命不僭”(《尚书·大诰》)，用来对人民进行压迫的合理根据。《中庸》又提出“天命之谓性”。以后宋、明理学家把人性和道德意识也看成是“天”所“命”给人的，为封建礼教的永恒性说教。陈亮认为中原地区为天地正气荟萃之所，政治、经济、文化昌明繁荣，历代帝王借以百代相传，不是夷狄邪气所能侵犯的。但是他又认为： 中原不幸被侵犯，中国的政治文化局处江南一隅，虽然政局还能暂时维系，可是怎能长治而久安呢?这段用“天命”两字有客观形势的含意，但又未能完全摆脱天命论的影响。
二、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先后消灭高继充的荆南、周保权的湖南、孟昶的后蜀、刘鋹的南汉、李煜的南唐等政权，十九年后才消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南下，朝野震惊，真宗迫不得已亲征。宋军虽胜，却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女真族建大金国，形成一个新的强大政权。从此以后，宋王朝“国无宁日”矣! 从宋王朝建立到陈亮上书历时218年。这里称“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不过是美化的说法。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的确是奇耻大辱。南渡初期，爱国将领韩世忠、岳飞等，曾扬威中原，长驱直下被金人占领的大片山河。这段着重指出“秦桧倡邪议”前后国势的发展变化。忠臣义士受排斥陷害死在南方，从此天下抗金士气就涣散了，对国家民族的大仇，不再有人关心，如果不是完颜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语极沉痛。
三、孝宗即位之初，曾经力图恢复，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准备北伐金国。隆兴元年(1163)5月，宋将李显忠、邵宏渊收复安徽灵壁及宿州城，但后因李、邵二将忌功不和，金又调十万步骑兵来援，终导致“符离之败”。之后，孝宗的抗金信心动摇，准备议和，解除力主抗金名将张浚的兵权，出判福州(死于途中)。贬李显忠，任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以“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国皇帝”的求和信及岁币二十万，派大臣魏杞向金乞和。因此这里先有“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后有“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的话。
以上三段，先概论“正气”(以为宋所独“钟”，此乃立文之本);次综论宋建国以迄今日的政治社会现实。以下则从引用历史故实来进行阐述。
四、作者先说春秋时代对君臣父子相互残害的事，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孔子以挽救三纲为己任，又到诸侯国去游说，后修订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多寓褒贬之意。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作者以此为引子，再申述己意：如果读书的人想真学孔丘，也应当劝导陛下有所作为，而决不可使陛下灰心失望，苟且偷安。在表达出“南师之不出”的愤慨之后，引《尚书·周书·蔡仲之命》的语义：“上天没有亲疏，只辅佐那些有德行的人;民心变化不定，只归顺那些仁慈的人。”在这里，以史鉴今，主要是为了说明客观形势和人心都要靠人的主观努力去争取。“事在人为”。一切应靠自己的发愤图强，这种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五、这段借春秋吴越的兴起、齐晋衰落的历史，说明孔子虽痛恨吴、鲁、晋会盟于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尊吴王夫差为盟主的“黄池之会”，实在也无济于事，因为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顺应民心。陈亮认为现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悲观失望的议和情绪，他们劝孝宗“积财养兵以待时”。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正是要与金国通和的“妄”(劝孝宗“积财养兵以待时”的人)、“庸”(指下文“庸愚龌龊之人”)这两种人，造成了朝廷上下苟安的局面。接着讽刺了那些纸上谈兵的大臣和只知玩乐不懂武艺的将帅，并说国库充实不过说明有财物，战衣鲜明，不过说明有军队，均不足恃。而一切皆在于“用”(对于“人才”，对于“兵食”都是如此)，只有通过实际使用，才会显示出高低。在这里表现出陈亮注重实践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六、七两段用历史上许多战则存、和则亡的事实来说明南宋当前的政局须取前者而弃后者。先以东晋为例，在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与侵占中原的敌人议和过，大臣们东征西战，虽终无成效，但从中涌现了许多人才。反观南宋则不然，有人惟恐议和中断，如敌军压境，惶惶然不可终日。他们不懂形势已发生变化，简直是害了恐敌症。作者认为： 果真敌军压境，那倒是英雄豪杰献身的大好机会。处于现时状况下，应该像楚国国君教育他的国人那样：“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意即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灾祸随时都可能发生，必须时刻谨慎防备而不能松懈。他再三地告诫军队整治军备，应付战争，又用晋楚等十国“弭兵之会”上宋大夫子罕的话借以重申上意，大意是：“战争是用武力来制止违法乱纪的暴行和宣扬道德教化的，如汤、武用兵以兴商、周，使自己的事业兴旺，而如桀、纣之辈弄兵，便造成覆亡。国家的兴衰存亡，政治的清明黑暗，都由处置战争的情况所决定，如果主张不用兵，那就是用邪说谬论来蒙蔽诸侯。”(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从而提出“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的严正主张。这在宋金南北对峙的情况下无疑是切中时弊的。
八、对皇帝也提出要求： 希望他外出减少仪仗，上朝不坐正殿，痛切自责，发誓抗金复仇，以此来激励群臣，振作全国抗战的士气，激发中原地区的民心等等。这样，会给国家带来一片大好形势。作者表示自己上书是为了向皇帝陈述立国的方针政策，从而制订抗金中兴的计划;分析天下形势的变化，从而决定用兵的时机。这里叙事抒情兼而有之。
以上四至八段，叙述春秋以来即使如孔子者，也无法逆历史的趋势而动;再以各朝代的兴衰说明南宋的现实只有运用武力北上抗金才是唯一的出路。或论古，或议今，古今相喻，写来生动有力，令人信服。从第九段以后，着重议论宋得天下以后的重大事件，而目的仍在强调一个“战”字。
九、这段先述唐代自肃宗、代宗以后，藩镇割据各自称雄一方，终于造成了君弱臣强、朝代更迭的灾祸。接着从各个方面缕述宋太宗赵匡胤建国后的各项措施： (1)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的教训，改由中央委派官员暂管地方的行政事务。(2)财政大权归督察地方官吏并兼理边防、治安、钱粮、水陆运输等事项的转运漕司。(3)军队由中央委派的地方官吏分别统领。(4)自管理仓库的小官吏起一切官吏都必须由朝廷任命。(5)读书人根据科举标准录用，官员根据资历品级提升……因此，“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陈亮称美宋初改革统治机构，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无疑是片面的。正是由于这种过分强调“安内守外”、“强干弱枝”的政策，兵权财权过度地集中，以致地方守备力量不足，形成内重外轻的积弱局面。在土地政策方面，也使土地兼并加剧，农村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因此建国不久，就爆发了农民起义。
十、这段的中心是：“盖夷狄(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汉书·贾谊传》)意谓夷狄向我们发布征收财物的命令，这是行使天子的权力;皇帝向夷狄纳贡，这是奉行臣子的礼节。陈亮借贾谊的话尖锐地批评了北宋统治者的屈辱政策，也有力鞭挞了南宋推行的卖国投降路线。“澶渊”，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真宗景德元年，辽大举南下，北宋统治集团惊慌万状，宰相寇准制止了南逃金陵或成都的主张，促成宋真宗亲征。宋与辽战于澶州，宋军射死辽军主帅萧挞凛，寇准主张乘胜收复失地。但真宗急于停战，在澶州签订了“澶渊之盟”，规定： 宋帝称辽太后为叔母，并每年向契丹(辽)交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之为“岁币”。本段最后“故我祖宗”以下八句对北宋诸帝的称美，并不尽符合事实，在此不过是劝孝宗以祖先为榜样罢了。
十一、宋仁宗庆历年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忧愤国势之不振，曾提出一整套改革政治的主张：“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但不及全面施行，便遭到贵族、旧臣以及贪官污吏的强烈反对，“庆历新政”虽以失败告终，却成了
王安石变法的先导，为王安石变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亮对于其中的废除旧例、破格用人、奖励耕织，轻刑薄赋的作法，认为还是适宜的措施，但又认为“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这实际是从总的方面予以否定。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片面的。
十二、综论王安石变法。陈亮一方面认为新法因将天下军队全部编入朝廷，另行训练，可使军队强大起来;将地方的收入全部纳入国库，另设“封桩”，可使国家富裕起来，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限制大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减轻人民负担并增加朝廷收入的青苗法和限制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同时又可“便运输、省劳费、去重怀、宽农民”的均输法，损害了富民商贾的利益，将削弱立国之势，这无疑是错误的。另外，对当时的一些措施，亦多指责。最后称：“元祐、绍圣年间，忽而废除新法，忽而又恢复新法，终于造成了金人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怎能指望新法来增强国势以制止侵略呢?”这种把新法的时废时兴归之于新法本身，显然也是很不妥当的。
十三、由此段开始述说南宋当前的现实。赵鼎于宋高宗时两任宰相，以反对和议为秦桧所排斥，屡遭贬谪，绝食而死前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赵鼎所以被秦桧迫害，是因为他始终力主抗战，而作者说其因“不究变通之理”，不无偏颇。接着，说了秦桧“其罪可胜诛”后，又重申了上段之意，认为把天下的军队全部编入朝廷，把郡县的财赋全部收归国库，以及对百姓施恩惠，对大商人征重税，国势就会越来越衰弱。并说，不能按老规矩选取人才，按死板的法令条文处理事情;皇帝不必亲自裁决朝廷内外大小事情，以免各部门负责官员逃避职责。而后归结为如果能研讨宋太祖治国纲领并按照去做，就可以奠定国家几百年的统治基础，收复失地也就不难了。陈亮这些主张，有些并不尽合理(如反对限制巨商富民);有些语焉不详;而所谓“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也并非全无弊病，这我们在第九段中已谈过了。
十四、南宋都临安，为吴越王钱镠的旧地。所谓“偏气”，是与前面所讲中原地区的正气比较而言，为偏离中原的一些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总称，陈亮就此立论。称钱镠自知难以独立，所以把事奉中国看作大事。因此，这个地方在整个五代时期遭兵乱最少。后来南宋迁都于此，当时论者已怀疑这个地方不可能扩展有利形势而进一步恢复中原。秦桧当权，又设立了庞杂的官僚机构，大肆讲习礼乐，风气日趋浮华奢侈，士大夫们竞造园林楼台，寻欢作乐，君臣上下贪图享受，把钱塘当成乐园。时至今日，这一带的自然资源已经枯竭;农桑作物的收获，一年低于一年;禽兽、鱼鳖、草木的生长繁殖，一天少于一天;人才资源也越来越少了。陈亮纵述的这一切，可谓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但目的是为其迁离临安。为所谓“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的观点寻找依据。他一向认为国家的复兴基地，应在京口、建业一带，于《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有明白的表示：“京口连三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
十五、这段综论应认真经营“荆襄之地”。这是指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区，即今湖北及河南西南部一带。作者在近十年前(乾道五年，1169)向孝宗上的《中兴五论》中曾经说过：“襄汉者，敌人之所缓，今日之所当有事也。控引京洛，侧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这里旧话重提，从春秋时期楚国因拥有荆襄而进攻齐晋，与秦国争天下，并历数此后各朝各代出现的英雄豪杰，和他们建立的丰功伟业。“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笔势一转，指出直到现在朝廷往往把荆楚之地置为不足一用的地位上。最后作者认为： 今天如果能开发这块地方，教育和起用当地的人，充分发挥它的优势，使它与关洛地区相依托，那便足以同侵占中原的敌人相周旋了。
十六、这段奉劝孝宗应该移都建业，并作行宫于武昌。这在《中兴五论》中已有明白表示：“朝廷徙都建业，筑行宫于武昌。”这里除设想机构从简设置，又提出对军队和国家的礼节仪式要精简节约，并着重提出江淮、荆襄军队的布置，以防御敌人突然袭击的准备。
十七、这段综论“变”与“应变”。开头先回顾宋王朝建立前后后晋存亡的事。晋(公元936—946)石敬瑭于反对后唐政权失利后，割让卢龙(今河北东部)及雁门关(今山西北部)，即史称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从而充当了契丹的“儿皇帝”。而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称帝(国号开运)，后与契丹失和，终于在开运三年(946，岁次丙午)城陷投降。次年(947，岁次丁未)后晋亡。接着叙述宋朝历代之变。宋太祖与契丹之间的纠葛，而称宋于丁未(1007)、戊申(1008)“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合。自从宋太祖淳化四年(993)，四川青城(即今灌县境内)王小波、李顺领导农民起义，次年李顺率部攻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最后虽被北宋政府镇压下去，但此后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激烈发展起来。“澶渊之盟”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从宋之后已有历史概括出“天道六十年一变”之说，并由此把宋孝宗的出生与“北向复仇”说成是“天意”(“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立足于“变”，看发展着的政治社会，对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宋代唯心哲学家，是一个批判。这一段论事，是谬误与正确交织的。
十八、最后，作者先自述几次来到临安，深入社会实际，并退居乡间，探求天地万物的原始，考察从古到今社会变化的规律，用以研究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这种深入实际对历史作深入的探讨总结经验教训，再用以指导现实斗争的作法，都反映了作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作者又严正指出： 那些自以为懂得了“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的道学家，其实都是一些对国事不关痛痒的人。“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问得义正辞严。陈亮激愤地揭露了宋代的道学家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大谈“性命”，鼓吹“正心诚意”，是为主和派卖国投降路线提供理论依据。接着批驳了所谓懂得“富国强兵”之术的“才臣”，其实都是一些狂妄愚蠢胡说八道的人。在对孝宗作了一番赞颂后，总结上书的原因是由于皇帝任用庸人，笼络不学无术之辈，耽误抗金大业，使自己心怀忧愤而“毕陈于前”，愿陛下闻之。
此文选自《宋史》卷四三六《儒林》(六)的本传中，比《龙川文集》所刊载有所删略。在《文集》中，有云：“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此为全文的中心，即苟安江左造成长期分裂的局面，最后必招致灭亡;而抗金北伐，恢复故国，则是人心所向。作者就春秋以下兴亡治乱的无数历史事实，就南宋当局面临的现状，作了鞭辟入理的反复陈述，有理有据，言辞恳切动人。“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牓朝堂，以励群臣。”(《宋史·本传》)。但结果是既得罪了朝臣曾觌，又为大臣们阻隔，上书被搁置一边。由此，却也见出它震动朝堂，激起了轩然大波。陈亮对写作文章曾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采辞句之间，则亦陋矣。”(《书作论法后》)他作文特别着重“意”与“理”，因此也常有忽视文采的毛病。陈廷焯论其词《水调歌头》有“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文告)读，就词论则非高调”(《白雨斋词话》)。揆之此文，亦可作“中兴露布读”，不过不能称“非高调”，只是微感质胜于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