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据影印宋本《乐府诗集》，下同)
本篇与《薤露行》都是乐府古辞，属《相和歌·相和曲》。晋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故有二章。”曹操此诗用古题写时事，叙述东汉末年关东(函谷关以东)州郡将领讨伐董卓时的互争权利，以及人民在战乱中遭到的严重灾难。
先是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少帝即位，何太后听政。太后兄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太后不许，何进密召董卓将兵入京，威胁太后。谋泄，中常侍张让等杀何进，并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刘协)出走小平津(今河南巩县西北)。董卓至京，迎还。旋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毒死何太后，独揽大权，肆意残杀。初平元年(190)春，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董卓焚烧洛阳，挟持献帝、百官和百姓数百万口西迁长安，自留屯洛阳。关东州郡头目各怀异心，观望不前，甚至互相火拼，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就开始了长期的军阀混战，造成百姓大量死亡和生产力极大破坏。《蒿里行》真实地反映了上述历史情况，揭露了军阀割据混战酿成的战祸，表达了对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灾难的同情。
关东州郡诸将领起兵讨伐穷凶极恶的董卓一伙，作者称他们为义士，肯定这是正义的行为。董卓及其爪牙烧杀虏掠，残民以逞，是历史上罕见的; 恶贯满盈，罪不容诛。因此作者指出诸州郡起兵，起初本期望在孟津(盟、孟古通)相会合，其用意在直捣咸阳(借指洛阳)。《三国志·武帝纪》载： 中平六年“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今河南宁陵县西南)”。初平元年春关东州郡起兵讨卓，“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 遂引兵西，将据成皋。(张)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上四句写州郡起兵初意。“咸阳”用典，“盟津”既用典又纪实。曹丕《典论·自叙》： 关东牧守“于是大兴义兵……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
接下六句叙述诸州郡违背起初起兵用意，反成祸胎。州郡军队会合起来了，但各有打算，力量不能统一; 诸军列阵虽像飞雁行列一样整齐，而犹豫不前，彼此观望。由于争势夺利，不久诸将领就自相残杀。如兖州刺史刘岱与东郡太守桥瑁相恶，岱杀瑁。初平二年袁绍胁迫冀州牧韩馥占取冀州。孙坚击败董卓军，却为刘表部将黄祖杀害。从此兵连祸结，分裂益甚，“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为了叶韵，两句掉转次序。早在初平元年冬“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次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俱见《武帝纪》)。后来袁绍和异母弟袁术又闹分裂，术据有淮南，于建安二年称帝于寿春。“势利使人争”，表明曹操当时就看清了袁绍、袁术、刘表辈浅识无能的本质。钟惺《古诗归》评《蒿里行》，说曹操“看尽乱世群雄情形，本初(袁绍)、公路(袁术)、景升(刘表)辈，落其目中掌中久矣”。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十八)引竟陵史怀亦说“大抵群雄举事，在初起手时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
最后叙述诸州郡牧守割据混战，造成汉末丧乱局面。连年征战，战士长期铠甲不离身，致生虮虱，百姓因之死亡惨重。白骨暴露于田野，千里听不到鸡鸣，绝无人烟，不堪凄惨。作者对此发出沉痛的感叹：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表现出作者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明谭元春在《古诗归》(卷七)中说： “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 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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